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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叮！”我的手机响了，法国政府给每个人都发了一条短信，要求所有人待在家中，不要出门。
群发信息的同时，政府在网上公布了出行单。有五种情况可以外出。一是紧急不可替代的工作。二是购买生活用品。三是生病去医院。四是要去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人。五是遛狗之类的短暂出行。的确，对于孤独的巴黎人来说，狗是极为重要的。狗是许多人唯一的伙伴。
下午三点钟，对门的工程师过来敲门，问我有没有打印机。因为出行单必须打印出来，在上面签字，并且写上出门时间才有效。我忙完手中的事，打印了厚厚一叠出行单给他送过去，这是每天都要用的。谁也不知道巴黎会封城多久。
“这才是封城第二天。”工程师邀请我到他家坐一坐，“我担心接下来邻居也不能见面了。”
我是第一次到他家做客。他的房子有我的两倍大。宽大的客厅里放着他那架名贵的钢琴，墙上挂着十九世纪画家的风景画。一些大大小小的摆件，显出阿拉伯的风情。他在沙特工作了六年。
客厅的茶几上有几个小碟子，放了切成薄片的香肠、圆形的小甜饼、腌橄榄和奶酪丁，都是日常的小零食。工程师开了一瓶葡萄酒：“这是我在波尔多乡下过圣诞节时买的，是个小酒庄产的，名字你一定没听说过，不过味道很不错。”
“你为什么会去沙特？”闲谈中我问他。
“法国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如果没有法国人，就更好了。”工程师说，“我对法国的生活已经非常厌倦。我想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换一种人生。”
“沙特怎么样？”
“不能说很有意思。除了工作，就在家里待着，什么娱乐也没有。噢对，有娱乐，赛骆驼。”他笑起来，“你绝对想不到骆驼跑得有多快。你也想不到，最优秀的骆驼，竟是被人选出来娱乐的。”
“有一天，我突然厌倦了法国的生活。厌倦到了想把自己杀死的地步，就去了沙特。还能怎么样呢？相当于把自己杀死一回，然后在那里重生。重生的重点是，你不能与过去有来往。所有认识的人都要切断。事实上，除了你自己，不会有人在意。一个人死了，还是消失了，都一样。”
他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看我的酒杯还有半杯，没有给我加。
“你看到消息了吗？晚上八点钟，大家开窗鼓掌，向医护人员致敬。”我说。
“法国人就是这样，喜欢做一些不费力又表面漂亮的事。鼓掌有什么用？医院的资源还是不够，染病了也只能在家里硬扛。口罩没有，连‘多利潘（Doliprane）’也限购了。他们总是用一些花哨的东西，来掩盖真实的丑陋。这只会让人觉得愚蠢。”工程师又给自己倒了一杯。
“多利潘”的限购的确引起了法国人的愤怒。在平常，这是医生们最乐意开的万能药。头疼、发烧、全身酸疼，或者不知名的疼痛，都用这个。几乎每个中学生的口袋里都有一包。如果班上有谁不舒服，恰巧身边短缺了，喊一声，就会有人给他递上一颗。
这次疫情一紧张，人们立即想到去买这个“神药”，一下子造成了药物短缺。他们囤积“多利潘”正如我们囤板蓝根、双黄连之类，应激状态下人类的心理是共通的，无问西东。
2
等一瓶酒喝完，我告辞回家。四年前我辞掉记者的工作之后，就对外界的信息毫不关注。我甚至厌恶新闻。现在，我不仅不时地刷手机上的信息、上网看最新消息，还把电视开着。电视上的景象，让我大吃一惊。
十八区的居民们，依然像往常一样悠然生活。菜市场上人来人往，一样的挑三拣四、讨价还价。沿着墙脚，一排一排的年轻人，抱着膀子，站在那里嬉笑着聊天。警察过来驱赶，让他们不要聚集，他们就一哄而散。可是警察一走，他们又汇拢回来，仿佛觉得这个游戏相当有趣。他们就那样成排地贴墙站着，不知道在高兴什么。病毒也不能阻止他们享受这种谜一样的快乐。
禁足中有例外，例外也是法国特色。所有例外都出于人性关怀，却又被人性所利用。比如，遛狗可出门，购物也是。
圣丹尼的家乐福已经被人群挤爆（后来该超市一营业员被确诊为新冠患者），其拥挤的景象如我们元宵节的灯会。有人苦口婆心地劝解：“你们到底在担心什么？是害怕病毒致死，还是害怕饿死？”
真是灵魂的拷问。可是当人陷入恐慌，智力就会下降。
网上还流传着一个笑话，一个名叫巴特克的小伙子，在禁足的第二天就在自家门口贴了告示：我的狗概不出借，因为它昨天被迫散步二十次，快累死了！
相比较后面的情形，前面这些都成了小儿科。法国宣布一项举措，到正式执行，都有个时间差，目的是让民众有个准备。封城这个时间差，立即被许多人抓住，他们开汽车、乘火车、坐飞机，不顾一切地逃出巴黎。
电视屏幕上，巴黎通向四方的火车站人头攒动。蒙帕纳斯火车站的状况如同中国的春运，黑压压的人群像潮水一般涌上一条条铁轨上的火车。一个中年人对着镜头解释说，巴黎的居所只有四十平米或者更小，一家几口人，简直喘不过气来。他们必须到乡下去。
有人住到乡下的休闲别墅，有人投靠亲友，有人租好了民居。据说巴黎有百分之十五的人逃去了乡村。然而乡下的人们气急败坏，他们痛恨这些从巴黎逃过来的人：
“笨蛋，你们会在火车站染上病毒。”
“乡下可没有大医院，还要用救护车送你们回巴黎。也许还要搭上我们。”
换一个频道，是从来没见过的航拍镜头。协和广场、埃菲尔铁塔、香榭丽舍大街，车辆行人稀少，呈现出一种巨大灾难之后的荒凉冷寂。然后就是晚上八点，屏幕上现出总理菲利普那张尴尬而疲倦的脸。女主持人火药味十足地责问他：“卫生部长已经建议不要进行第一轮市政选举，为什么还是进行了？”
菲利普言语支吾。在病毒肆虐之时，怎样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
3
天色暗下来，原先很少看到灯的窗户也透出了亮光。再怎样操劳的人也开始留在家中。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
一扇，又是一扇，窗户打开，有人鼓掌。掌声并不响亮，也不热烈，掌声中，更多的窗户打开。掌声如潮水一般连接在了一起，伸向巴黎的每一个角落。
我也打开窗户，朝着夜空鼓掌，然后就看到对门的邻居也打开窗户。工程师一边鼓掌，一边点头向我致意。我忽然想到，其实每个人都在为自己鼓掌，一边驱除恐惧，一边寻找希望。
掌声渐渐停歇，有人发了一幅巴黎市徽的图案到我的手机上。一艘帆船正航行在波涛之上。下面写着一句拉丁文的箴言：FLVCTVAT NEC MERGITVR——历经风雨，永不沉没。
给我发信息的人，是对门的工程师。
4
封城结束不久，工程师就来跟我告别。他说他要搬走了。
工程师搬家很仓促，房东希望他尽早搬离。房东自己要回来住。
工程师搬来我对门的时间不长，大家与他都不熟。可是在封城的两个月中，他的钢琴温暖了所有的人。他每天都弹奏两次钢琴。一次在下午，一次在晚上。所有人都和我一样，每天都在等着这个时刻。
那一段时间，每个人都像在绝望的深渊中挣扎着，他的琴声，就像黑暗里的一抹光亮。让我们这些永不往来的住户们，心里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亲近，甚至发生了一些关联。
住在顶层阁楼里的那个女大学生，外出散步的时候，采了一捧野花，附了一首马拉美的诗，放在他的门前。这个细微的举动，却几乎让我震惊。
这个女学生，一度曾是整幢楼里最烦人的住客。没有人喜欢她。她也不跟任何人打招呼。自从门房跟所有人神秘地说过这捧野花之后，再也没有人议论女学生的歇斯底里。疫情的确让一些人变得怪诞，同时又让许多人变得宽容。人性与病毒有时一样难以捉摸。
现在，工程师要搬走了。因为门房叫他工程师，所有人都这样称呼他。没有人知道他具体的工作。房东不知道，门房也不知道。我有时想，也许他并不是一个工程师。当然，这无关紧要。
房东相当富裕，他几乎没来过对门的这套大房子。房子一直在出租。他自己租住在别处一个更豪华的房子里。他跟工程师说，他已经无力承担那座大房子的房租，只能住回家里。疫情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
工程师小心翼翼地跟在搬家工人的后面，盯着他们手中的钢琴。钢琴是他家里最后搬走的家具。钢琴搬走了。他再也不会回来。
我特意在公寓门口等他。我把一只从中国带来的青瓷茶杯送给他。杯底有一圈小字：“可以清心也。”这句话可以循环读，读成五个不同的句子，简直就是一首神秘的哲理诗。
我解释给他听，他像一个孩子一样笑起来。我只是想让他知道，在巴黎封城的两个月里，他每天如约而至的琴声，给与世隔绝的我们带来了怎样的安慰。他知道什么是孤独。
对门的房东，并没有立即住进来。工程师走了之后，他请了工人一直在装修。房东九月才搬进来。几次见面之后，我觉得跟他颇有点熟悉了，我跟他说，他的房客是一位真正的钢琴家。
“如您所说，他是一位绅士。”房东说，“他可以在这里继续住下去，他还是搬走了。他很在意自己的尊严。”
法国有一项法令。每年11月1日到来年的3月31日不允许驱赶没钱交房租的房客，以防突然无家可归的人冻死街头。
2020年，由于疫情，这个“禁止驱逐房客令”，先是延长到5月31日，接着又延长到7月11日。对门的工程师，房租只付到5月。租约没有结束，他再也付不起房租。他可以继续住下去，他还是搬走了。
疫情后来又严重了，10月份，巴黎第二次封城，然后是历史上最为冷清的圣诞节和新年。2021年的春天，巴黎依然在宵禁当中。一直没有工程师的消息，不知道他带着爱若性命的那架钢琴去了哪里。
（本文选自南海出版公司《寂静的巴黎》）
| 申赋渔 著/南海出版公司/2021年10月
作者：申赋渔
题图：《某处，某人》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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