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番客婶”的守望

农历七月初七，因“牛郎织女”的美丽爱情传说，如今已被称作“中国的情人节”，象征的是已婚男女之间恪守双方对爱的承诺、不离不弃的美好感情。

可生于“七夕”的祖母，似乎命定要与爱人相隔两地，只是命运并未如传说般给她美好的爱情，而她的命运，也是一代又一代侨乡女人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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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迫于国内兵连祸结，战火不断，我的家乡，福建泉州县城的一个村里，有不少人选择了“下南洋”。去东南亚国家谋生也被我们称为“过番”（离开故土，到“番邦”谋生），去的人就被称为“番客”。有些番客因为勤劳肯干、头脑活络而发家致富，衣锦还乡，留守家乡的亲人也因此过上了好日子。但许多番客只是一般的务工者，勉强靠打工维持温饱，一辈子滞留在异国他乡，自然无暇顾及留守家乡的亲人。

“番客”多是男人，所以他们留在家乡的妻子就被称为“番客婶”，这是一个因侨而生的美丽又心酸的称呼。

我的祖母，就是其中一位。

闽南把祖母称为“阿嬷”，我的阿嬷生于1919年，家族宗亲多人在马来西亚经商。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太公（外曾祖父），结婚几年后就去“过番”，到马来西亚帮忙打理家族生意，经营布料商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阿嬷作为家中长女，自幼倍受长辈宠爱。外太公将她视作掌上明珠，一到学龄就送她进乡塾，和宗族的男孩子们一起接受启蒙教育。那时候，能上学的孩子都很少，更不用说是个女娃了。

可惜，阿嬷并不是个好学生，学堂的先生教会了她念三字经、千字文、笠翁对韵，却没教会她如何做个大家闺秀。她和男孩子一样调皮捣蛋，戏弄学堂先生、下河玩水捉鱼、上树掏鸟窝，玩得不亦乐乎。

外太嬷（外曾祖母）无计可施，在阿嬷7岁那年，下决心将她裹脚。缠上裹脚布，双脚火辣辣地疼，阿嬷哭嚎着一次次把裹脚布松开扯掉。几经折腾，最后还是外太公心疼闺女，寄回家书劝阻了外太嬷这样做。

阿嬷上了4年学，看得懂书信、能写字后便不读书了。到了婚嫁年龄的阿嬷，出落得水灵，加之家底不薄，说媒的人踏破门槛。18岁时，阿嬷嫁给同村同龄的后生，我的阿公（祖父）朋华。两家算是门当户对，我的太公、太嬷彼时也在印尼谋生，经营一间杂货铺和一家罗屉包（面包）店，虽然做的是小生意，但经常汇钱寄物回家，在乡里算是富户。国内就只有我的高祖父母和阿公留守家园，因为家中人丁少，还雇请了小工打理田园、经营家务。

那年7月，在荔枝飘香的季节，阿嬷和阿公成亲了。18个挑着嫁妆的送亲队伍浩浩荡荡走过村道，从村东到村西，一路鞭炮声响震天。阿嬷风风光光地入门了，婚礼进行了3天，宴席菜式丰富，据说光是南洋寄回来的海参就泡发了3大缸，更不用说鸡鸭鱼肉了。在那个贫瘠的年代，这样的一场婚宴让乡邻们交口称赞，津津乐道了许久。和阿嬷一同进门的，还有她从娘家带过来的小草姑娘（后来，阿嬷心疼她无父无母，认作义妹）。及至年长，阿嬷将她许配给了家里的小工，置办了成家一应物什，一起住在古厝里。

虽然有小工打理家务，但短暂的新婚生活过后，高祖父母就让阿嬷开始学习操持家事。在人丁稀少的富裕人家里，阿嬷的到来让家里多了生机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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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阿公在次年荔枝成熟的季节里，也和族亲们一起去了印尼，帮太公打理杂货铺。此时的阿嬷已有了身孕，年底生下我的伯伯。

就这样，阿嬷开始了和高祖父母的留守生活。以后，每当荔枝开花、成熟的时节，阿嬷的心里总是有些酸楚。好在，她还有个孩子陪在身边，不至于像村里有些没有孩子的“番客婶”那样孤苦伶仃。

一转眼，伯伯已能蹒跚迈步，牙牙学语。阿公每隔两三个月会寄封家书回来，太公太嬷也不时从印尼寄些钱物用于赡养一家老小。平淡的日子在期盼中一天天过去。高祖父母看家中人丁稀少，冷冷清清，寻思着抱养了两个男孙支撑门户——这两个孩子便是阿嬷的小叔子，我的二叔公和三叔公。二叔公年长伯伯3岁，三叔公和伯伯同龄，均不谙世事。年轻的阿嬷既要照顾儿子，还要帮忙看顾两个小叔子，日子更忙碌了。

阿嬷性格直爽，本性善良，虽家境富裕，却不骄奢。闻谁家有难，常主动送上钱粮帮扶，家中不时有乡民前来寻医求药，甚至是为孕产妇求高丽参，阿嬷都从不吝啬，因此也赢得了乐善好施的好名声。

一晃几年过去，两位叔公和伯伯也渐渐长大。在这期间，国内战事连连，邮路、航线不通，下南洋的中国人都没办法回来，家用供给也渐渐断了。阿嬷在那些年经历了许多磨难，家里没有钱雇佣小工，曾经养尊处优的她就放下身段，锄地种稻、插秧收割，像男人一般下地劳作。小草姑婆说，那时的阿嬷常感叹：“还好当年没有裹足，不然怎么养得起这个家？”

为贴补家用，秋天阿嬷上山采摘茶籽，榨成茶籽油，夏天熬煮仙草冻，走街串巷地叫卖，一天下来，脚底常常磨出血泡。几年时间，她晒黑了，原本水嫩的皮肤变得粗糙，脸上有了皱纹，变得憔悴、苍老，还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高血压等一身病痛。

她先后送走了高祖父、高祖母，和小草一起，抚育两个10来岁的小叔子和大儿子。白天在忙碌中很快就过去了，每当夜晚来临，看着3个孩子，她总是祈祷战争快点结束，阿公能尽早回来。

1946年，阿公在阿嬷的悬悬而望中回来了。那时候，太公、太嬷的年纪大了，南洋的家也要有个女人帮忙打理家务，阿公这次回来，是准备带着阿嬷和伯伯一起去印尼的。这一年，伯伯8岁，躲在阿嬷身后，偷偷看着眼前这个黝黑高大的男人，怯怯地叫了声“阿爸”。

阿公回来，家里热闹了很多，不时会有亲朋前来探访，这座古大厝多了欢声笑语，阿嬷脸上也有了神采，对于3个男孩的调皮捣蛋更多了一些宽容。那段日子，家里是温馨祥和的，生活也充满了色彩和盼头，阿嬷也幻想着日子就这样过下去。

可是幸福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阿公回来不到一年便又要去南洋了，说是印尼的店铺离不开人。

10月的闽南，已经有些寒意。这一天，阿公就要远行，阿嬷起了个大早，把丈夫的行李又检查了一遍，看看别漏掉什么东西。她还让小草煮了一大碗鸡蛋面——这是闽南的一种风俗，出远门吃鸡蛋面线，图个吉利。随后，她又把衣柜里的棉裤拿过来装到藤编的箱子里，阿公笑着告诉她：“南洋一年到头都是夏天，是不用穿棉裤的。”可阿嬷常想不明白：一样的天，南洋怎么就不冷呢？

吃过鸡蛋面，天已大亮，阿公拎着行李箱出门了，阿嬷牵着伯伯默默地跟在他身后，村里早起的人们热情地同他们夫妻俩打着招呼。可是阿嬷哪有心思回应，此时她的肚子里已经怀上我的父亲。

小草姑婆后来给我们描述起那天的场景，不住地叹气：“那天你阿嬷一路上都在抹泪，我心里也堵得慌，送走你阿公后，她好几天都没怎么吃饭，也没兴致说话。你阿公一去就是十年八年，回来不过就几个月，日子难熬啊。”

原本这一次阿嬷应该带着伯伯和阿公一起走的。但她一有对未知环境与旅途跋涉的担忧，二则也放不下家里两个小叔子。她认为，对于“番客婶”来说，丈夫在外谋生，妻子留守家园是天经地义的事。乡村里好多人家都是这样，她不应该放下一切跟随丈夫一走了之。

这是阿嬷的最后一次送别，往后，屋外的荔枝红了又绿，绿了又红，山上的杜鹃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檐角的燕子飞来又飞走，数不清多少个朝朝暮暮，风霜染白了她的双鬓，阿嬷却再也没有等来阿公。

我常想，辗转反侧时，她会后悔那一次没有随阿公一起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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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随着阿公的离去复归平淡。我都能想象，那些无眠的夜晚，阿嬷透过纱窗仰望天井的一方夜空，看着月儿在浮云中时隐时现，从月牙望到月圆，心里是多么的落寞。

后来小草姑婆对我说，阿嬷最怕的是年节，看着别人家团团圆圆，她一个女人家屋里屋外独自张罗着，有时遇上孩子们吵闹，更觉心酸。阿嬷对丈夫的思念，随着阿公离家的日子越久越发绵长，一听哪户人家有番客返乡了，她总是急急地前去探问，不厌其烦地问阿公的身体、家里的生意、公婆的健康。如果能有一封家书，便会让她安心许多，那段日子她脸上也会多些笑容。

“书是随身宝，技多不压身”，这是阿嬷常挂在嘴边的话。尽管彼时家里因为“断供”，只能靠着阿嬷挑担卖油盐卖米度日，但两位叔公、伯伯和我父亲一到上学年龄，还是被送进了学校。长嫂如母，阿嬷心疼两个小叔子没有父母，平日里吃穿和自己的两个儿子一视同仁，很少对他俩说过重话，唯有在读书上学这件事上，对他们却是少有的严厉，没有完成先生布置的作业是不许吃饭的，考差了要面壁思过。

二叔公顽劣成性，不喜读书，在学校里顶撞老师、捉弄同学，为此阿嬷常被老师上门投诉。勉强上至小学毕业后，二叔公就被阿嬷送去参了军。复员回乡后，二叔公在乡里谋了份差事，又在阿嬷的张罗下娶了媳妇。二婶婆个性乖张，婚后立即闹着分家单过。阿嬷按习俗请来宗亲当公证人，依长幼之序，把家里的一应财物，大到房屋，小至碗筷，一一分割清楚。

三叔公学业顺利，但娶亲之事却颇让阿嬷费心，说亲的媒婆来了一个又一个，不是他看不上人家姑娘，就是人家姑娘看不上他。最后好不容易定下邻乡的一位姑娘，却在结婚当天，中邪一般临时悔婚，死活不肯出门，让婚宴变成一场闹剧。

作为一家子主心骨的阿嬷，也找不到合适的人商量，又不能乱了阵脚，只好一面安排好宾客、返还礼金，一边又牵挂着逃得没影儿的三叔公。阿嬷担心三叔公想不开，事情善后得差不多，就在村口等候着。正值寒冬，西北风吹在脸上，灌进领口，她都不在乎，直到看到三叔公进了村才放下心来。阿嬷因此染上了百日咳，此后一到冬季北风起，便整日整夜咳得上气不接下气，辗转求医多年方才治好。

待到三叔公第二次娶亲，阿嬷还心有余悸。好在三婶婆知书达礼，婚后他们夫妻俩相互扶持，三叔公后来在省城当上一家国企的总经济师。

身为长嫂，阿嬷处事公平，没有私心。即便像二婶婆那样刁钻刻薄之人，对阿嬷也挑不出理来，人前人后更不敢有半句不敬言语。而三婶婆曾多次动容地说起阿嬷照顾过她3个月子，一日七餐，端到床前，不是婆婆更胜婆婆，妯娌之间几十年从未有过龃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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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伯的婚事倒没让阿嬷操心，他长得高大俊朗，又能说会道，高中毕业去省城上大学认识了伯母，伯母家在县城，是个归侨子女。两人很快就谈到一起，据说伯伯当时把腕表给了女方，私下定了亲，阿嬷都不知道。

1957年，伯伯也过番去了马来西亚。那时他和伯母结婚才一年多。阿嬷的心里仿佛又被剐去了一块肉。伯伯孝顺，虽然长期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几个国家闯荡，但家书频频，日常起居的问候、四时衣物的供给从不间断。我曾经看过阿嬷收藏的一摞信件，信的开头必是“母亲大人安好”，落款是“儿叩首”。

伯母婚后很快便怀了孩子，伯伯没让她出去工作。虽然上过大学，但伯母性情骄纵，常常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撒泼哭闹，甚至对阿嬷出言不逊，而她却写信告诉伯伯她在家里受气。

父亲曾跟我们讲过，每次家里做了好吃食，阿嬷总是让伯母带着堂哥堂姐们先吃。而伯母则认为家里的吃穿用度都是自己丈夫寄钱回来买的，所以丝毫不顾及他人，不会想着给阿嬷留点，更不用说留给我父亲了。

父亲印象最深是一次，是伯母到县城公安局问移民情况的进展，回家后一脸阴霾。那天阿嬷光顾着照看堂哥堂姐，把午饭烧糊了。伯母一揭开锅盖，闻到焦糊味，狠狠地把锅铲扔到锅里，硬是把锅给敲破了个洞。又拽过堂哥，拿着竹蔑条抽了几下，打得堂哥哇哇大哭。阿嬷默默地收拾好，又给她做了一碗米粉汤。

因为文革，我父亲高中毕业后就没有再继续上学，闲居在家。看到阿嬷受委屈，年轻气盛的他有时看不过眼，也会和伯母发生口角。阿嬷为了息事宁人，总是先骂父亲，护着伯母。私底下，她对父亲说：“你大哥不在家，你嫂子心里难受，让着她点。她迟早是要出去的，你是小叔子，就不该和嫂子吵架。妈苦点累点没关系，只要你嫂子心里畅快。”

阿嬷体谅伯母的心情，也为了让伯伯在外能放心，处处小心翼翼，尽心尽力带好孙子孙女。伯母晚上怕孩子吵觉，3个孩子一直到断奶，都是阿嬷带着睡觉的。

即便懂得这些道理，血气方刚的父亲也常常忍不住为阿嬷出头。为了家宅安宁，也为让父亲能有一门技术傍身，阿嬷托人在县城给他找了个裁缝师傅，拜师学手艺。那几年父亲吃住在裁缝铺里，学成了缝纫的好手艺，母亲嫁过来后，他又教会了母亲。那时的农村，人们很少买现成的衣裳，都是到布店里扯上几尺布，请裁缝加工。父母亲因为手艺好，一年四季，活儿满满，家里缝纫机的声音日夜不辍，日子过得比村里人好很多。

1978年，伯伯最终在香港定居下来，移民手续办好，就把伯母和3个孩子都接走了，那时最小的堂兄已经15岁了。家宅一下子变得冷清，但也祥和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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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父亲从印尼回来的华侨那里打听到阿公在印尼又娶了个“番婆（印尼土著女人）”，太公太嬷早已去世，阿公生意经营不好，又要养育和番婆的4个子女，日子过得并不轻松。父亲听闻这些，心里并未泛起多大波澜，对于从不曾见过的父亲，“阿爸”对他来说就只是个符号而已。当然，关于阿公续娶一事，大家都瞒着阿嬷。

听父亲说，伯伯当年曾去印尼找过阿公，他应该早就知晓了阿公在当地又娶妻生子，但一直不愿告诉家里，也是怕阿嬷承受不起。

可是，心细的阿嬷又怎能没有感知到呢？自从第二次回印尼过后，阿公的家书就渐渐少了，也不再寄回家用，直至断了音讯。小草姑婆曾对父亲谈起这件事：“那年村西头的番客返乡，你母亲去问过你爸的情况，人家说话躲躲闪闪的，她就知道有问题了。回家后在房里躺了一整天，我端进去的饭都没吃，心里苦啊。”

倔强的阿嬷，或许是为了维护最后的一点自尊，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独自一人抚养着两个小叔子和两个儿子，也没有去信要求寄钱物家用，更没有探询过阿公的感情。但是，她却再也没有在人前谈起阿公了。

记得小时候，我曾在阿嬷房间的抽屉角落里翻出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的男子，穿着衬衣，脚上踩着一双凉鞋。我好奇地拿去问阿嬷，她眯着眼睛一瞟，说：“是那个死鬼。”看她脸色不好，我也不敢多问，但仔细一看，那人眉眼和父亲很是相像。

后来，那张照片也找不见了。

在村里，乡亲们之间的寒暄总是围绕着家庭琐事展开，人们会借此打听彼此的家庭是否和顺、夫妻是否融洽、孩子是否乖巧。他们用这种表面善意的问候来偷窥他人家庭的隐私，偶尔也会有真诚的祝福，在阿嬷几十年的寡居生活里，这种探问不计其数。

我常听到的一句是：“番客婶啊，你尪（闽南语“丈夫”）在南洋赚大钱了吧，要回来了吗？”以至于后来，阿嬷一概回答：“他死了，还没‘引魂’，不会回来了。”

“引魂”是闽南地区对客死异国他乡、无法安葬在故里的亡人举行的一种招魂仪式，一般在路口或河边，意思是指引在外的亡灵魂归故里。阿嬷说这句话时，神情淡然，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哀莫大于心死。随着年纪变大，阿嬷日渐衰老，她很少走出古厝的大门，再也没人问起阿公，自然也就没有人叫她“番客婶”了。

几十年的光阴过去了，阿嬷从一个富家小姐变成“番客婶”，经历过佣人侍候、穿金戴银的舒适生活，也有过下地劳作、街巷贩卖的艰辛。她几十年来背负的家族使命完成了，小叔子和儿子们都已成家立业，也有了6个孙子孙女。她终于可以清闲下来，不用操心家事，可以含饴弄孙，安度晚年了。

小时候，母亲总是忙着裁缝铺里的活儿，我们姐弟都是阿嬷带大的。阿嬷对孙辈很是疼爱，但从不娇惯。在我七八岁时，她就开始教我洗衣做饭，打扫庭前屋后的卫生。每次干完活，她总会拿出几颗糖果或者饼干奖励我。她有风湿病关节炎，一遇到阴雨天浑身酸痛，我常边给她抹药边听她念叨：“阿妹，书是随身宝，你要好好读书，将来才有前途。”但是当我考上县里的重点中学要到学校寄宿时，她又舍不得了。

兴致好时，或者身体松快些，阿嬷也会给我讲些她小时候上学堂时的趣事，她用闽南语念着：“人之初，性本善（xian四声），先生偷吃鸡胗（gian四声）。”说完自己笑作一团，眼里顿时有了神采。虽然童年的幸福生活不过短短几年，却塑造了阿嬷乐观、善良、坚韧的品格，也是阿嬷一生最温暖的慰藉。

我催着她继续讲下去，她又笑着说：“忘了，都忘光了。”古大厝的天井里，夕阳的余晖斜洒下来，在她的身上氤氲成一圈金黄的光晕，几根银白的发丝被微风吹起，又贴在脸颊上，她缓缓地抬起一只手，向耳后拂去，浑浊的目光望向远方，默然不语。这一幕已在我的记忆中定格成永恒。

后来，阿嬷因高血压中风，母亲尽心侍候，三叔公和三婶婆一到节假日也回到老家来，在阿嬷最后的日子里，他们夫妻俩和父亲母亲一起，侍奉左右。阿嬷在她77岁那年的春天，安然离世。

阿嬷的葬礼办得风光，也办得从容。当家大半辈子的她，事事有打算，寿衣、寿鞋以及棺材都在她的安排下早早定好备用，墓地也是她生前让父亲找来风水先生选好的。葬礼时，伯伯也带着伯母从香港回来了。二叔公当时已去世，但二婶婆也带着家人里里外外地帮忙。葬礼过后，装殓阿嬷的棺材埋进了阿公家的祖坟，家人把墓地修得肃穆堂皇。

只是这热闹的背后，也有阿嬷的决绝与辛酸。她给父亲留下遗言，说哪天阿公过世，不得给他引魂。而且，一般进宗祠的牌位都刻有夫妻双方的名字，但阿嬷特意交代，她不要和阿公的名字刻在一起。

每年阿嬷的忌日，我们都会祭拜，小草姑婆总会说：“你阿嬷心里头恨啊，一辈子的怨念都带地底下去了。”

看着阿嬷孤零零的牌位，我们知晓，她早已把不幸揉进了心底，平日笑脸对人，不忘当家人的责任和担当，但她一生都活在思念和失望之中。“七夕”是阿嬷的生日，我常想，生于此日，是否冥冥之中就预示着她悲戚的婚姻结局？又或者，这就是大多数“番客婶”的宿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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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番客婶聚集的故乡，阿嬷晚年生活富裕，儿孙绕膝，子孝媳娴，在外人看来，也算是个好命人。这么说，是较之那些一生不幸的番客婶——比如村里的贵婶，她比阿嬷小三五岁，成亲时也只有十七八岁，还没生下一儿半女，家里的男人就跟着族亲去了印尼，贵婶守着公婆在村里熬着日子。开头几年，她男人还有书信寄回来，她和公婆盼着自家男人能在南洋赚到钱，回家光耀门楣。后来，他男人没了音信，贵婶就在家侍奉公婆，也做些针线活。公婆去世后，就剩贵婶一个人守着两间泥瓦房过日子。小时候，我常看到她拄着拐棍颤巍巍地迈着小脚到我们家和阿嬷聊天，说着说着就抹起了泪，阿嬷劝着劝着也跟着掉了眼泪。

或许是常年流泪的缘故，贵婶去世前眼睛就瞎了。听母亲讲，贵婶可能预感到自己快死了，自己摸索着穿好寿衣躺在床上，过了两天才被村里人发现。

2006年夏天的一个午后，母亲忽然给我打了个电话：“阿妹，你阿公打电话回来了！”我一时愣住，半天没反应过来，对我来说“阿公”仅仅只是个符号。母亲告诉我，是村里一位老人到印尼探望堂哥，谈起当年下南洋的几个乡民，才知道阿公一直没跟家里人联系。老人家热心，冒着酷暑让堂哥带着他辗转找到阿公。

阿公和印尼的番婆生养了4个子女，大儿子和父亲年龄相差三四岁，最小的女儿和伯伯家的堂哥一般大。番婆此时已经过世了，阿公独自住在一间简陋的公寓里，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日子过得并不宽裕，子女只偶尔探问一下。

那天的电话是父亲接的，据母亲讲，父亲接到电话久久说不出话来，他没有叫“阿爸”，只是让阿公照顾好身体，有机会回家看看。阿公问了家里情况，却没有问起阿嬷，是遗忘还是愧疚，就不得而知了。

这一年阿公87岁，对家乡的印象还停留在50年代。他托人带了100美元给父亲，说是给孙子孙女买糖吃。此后不久阿公病逝，父亲得知消息只说了句：“阿爸这次真的死了，只是还没给他引魂。”

后记

2011年，姨丈患癌去世，家里欠下不少外债。表弟打工的陶瓷厂又经常拖欠工资，他还有两个孩子要抚养，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那时我有个朋友，他们公司承包一些国外的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我带着表弟去了一趟，仔细询问出国务工的工资待遇，刚好新加坡项目有劳务需求，表弟一看工资比在县城工厂打工高了近一倍，当场便签了2年合同。

小姨平日在家里照顾2个孙子，弟妹是个朴实的农村女人，白天在镇里的针织厂打工，下班回家又饲养鸡鸭，过几天就挑几只肥硕的去镇上卖。田里的活儿也不能耽误，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加之当时越洋电话费贵，她和表弟的联系并不多。只在每个月领了工资汇款时打个电话告知，光这个简短的问候，弟妹和小姨都会高兴好几天。虽然新加坡离家就5个小时的航程，但想着回一次家要花掉好些钱，又要扣工资，表弟那2年都不曾回过家。

合同到期后，表弟回了家，用这2年的辛苦偿清了外债。不过，老房子翻新，孩子也准备上学，处处都需要钱，而在周边依然没找到合意的工作，于是又去了新加坡务工。好在，这时候微信已经普及，他给弟妹买了一部智能手机。

此后的五六年，表弟一直都在国外打工，随着家庭经济好转，他每年春节也都会回来。平时天天都可以微信电话、视频，孩子们对着手机叫爸爸，小姨摸着手机上表弟的脸，细细叮嘱着，弟妹也常常躲在房间里说着悄悄话，似乎表弟就在身边。

2019年底，表弟回来过春节，也顺便调养身体。这么多年在外打拼，他患上了腰肌劳损，一到阴雨天便痛得直不起身来。弟妹心疼老公多年来在外奔波劳碌，劝说表弟在县城找个活，家里也能帮忙看顾。表弟看着老婆一个人里里外外操持，也动了留在家的念头。而后新冠疫情暴发，工厂也停工了，村里那些如表弟一样从国外回来过年的人们暂时滞留在家，难得多了些时间陪家人。表弟也顺理成章留下来了。

侨乡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远渡重洋，他们在外拼搏，初心都是为了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而留守家园的人，将生活给予的艰辛和苦难默默嚼碎，独自品尝思念之苦，也把守望化成责任和担当，一代代传承。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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