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风岛上飘来手风琴声

前言 在过去的8年里，我们走访了中国20余座即将消失的麻风村, 在每个村里驻扎多日，与不同的老者促膝长谈。 循着他们的讲述，我们知道了过去并不像眼下这般寂廖静默的景象——在那个隔离年代里，40万人被迫与家人分离，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历经了难以想象的艰辛和曲折。 每个“幸存者”都有自己的抉择：当厄运凭空而降，要逆来顺受还是较劲？当爱情悄然来临，要接住还是沉默？当自由被一寸寸剥夺，要忍耐还是逃离？当希望一次次破灭，又该靠什么支撑生的意志？他们各自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这些答案，既关乎人的存在和意义，也关乎人的价值与尊严。他们的话语，留下了麻风时代最后的见证，至今仍在风中回响。

我最初是在一本名为《美在心灵》的画册中注意到“余宏”这个名字的。那本薄薄的精美小册子，汇集了来自广东省各地麻风村的11名“康复老人”的书画作品，当翻到“余宏”的那部分时，我被那几幅看来有些遥远、却充满了时代集体印记的人物画吸引住了。其中有一张画的是革命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主角“潘冬子”，画中，人物稚嫰未脱，眼神天真而坚定，头戴军帽，形神兼备，能感觉出作者在创作时似乎是怀着某种特别的情愫。

几年后，我在庾宏收藏的一张旧照中看到了这种相似的热情——那是一张1寸半的黑白照片，照片里，少年庾宏就像潘冬子一样，脸庞稚嫩，姿态端正，嘴巴微微上扬，眼里炯炯有神光，神清气爽，看起来充满了生机和希望。

这是他刚入伍时拍的照片。彼时，他不过13岁，和电影中的“潘冬子”年龄相仿。

左为在书画册《美在心灵》中庾宏画的潘冬子，右为庾宏13岁参军时的照片

1

庾宏是家里最小的儿子，在他幼年时，家中虽然兄弟姐妹众多，却算宽裕。父亲和伯父继承祖业，在镇上开茶楼，太平日子里，生意一度十分昌旺。抗战期间，茶楼被日军炸毁，父亲在心痛之余仍不甘心，又跑到邻镇重开了一间，但乱世之下，人心惶惶，人们时常为了躲避轰炸而东躲西藏，茶楼生意清冷，很快便倒闭了，家道从此中落。因为家里揭不开锅，三哥就去当了兵，父亲也只能把庾宏推去亲戚家的铺头打工换食。

1950年的“五一节”前夕，有部队经过他们镇上时，派了个兵找到了庾宏打工的铺头，递给了他一张纸条。庾宏打开纸条一看，是三哥的字迹——他叫弟弟在五一节去探望他。

庾宏到了军营才知道，原来三哥是动员他来参军。年少的他太想逃离铺头那沉闷又寄人篱下的生活了，并未细想便答应了：“参军就参军。”

庾宏甫刚入伍，朝鲜战争就在遥远的北方邻国爆发了。一天，部队突然给士兵们加餐改善伙食，晚上又组织战士们一起观看苏联卫国战争的电影，然后下达命令——第二天集结到佛山，乘火车去山东。庾宏估计，这是要把他们送去前线了。

然而，庾宏他们在佛山等了很久，火车也没来。后来，通知又来了，“说你们该搞什么工作还是回去搞什么工作”，于是部队又折回原来的军营。庾宏没去成朝鲜，便跟战友们一起被派去修桥梁和监狱，逐渐适应了部队的集体生活。

“后来朝鲜死了不少人，我也是好运没有去，要是去了可能真的没命了”。庾宏后来跟我提起这段往事时，非常诚实，他清楚军队纪律如铁，“叫你冲你就要冲。”

一年多之后，庾宏所在的部队掀起了“学文化运动”，那是为了响应毛泽东在延安时所讲的话，“没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属于庾宏的机会和舞台就这样悄悄降临。

很多大学生被派来部队给不识字的战士“扫盲”、培养文艺骨干。长相清秀，身材匀称的少年庾宏就这样被挑走，成了一名文艺兵，开始接受舞蹈训练。庾宏也意外地发现自己在文艺方面的天赋，他总能很快记住舞步，训练也刻苦，颇得教员的赞许。

1952年8月，经过层层选拔，表现突出的庾宏代表中南军区（后改称“广州军区”）前往北京参加全国全军文艺汇演，迎来了他一生中最灿烂荣耀的时刻。

“最好的人，和最好的舞蹈，只要我跳，就有最好的舞蹈。”回忆自己在那场汇演上的表现时，庾宏非常骄傲——那是首届的全军汇演，有来自全国各大军区11个文艺队近1500人参加。庾宏跳的两个舞蹈，为中南军区拿下了奖项，他还记得，其中一支舞蹈是“反映军民鱼水之欢的”。

与我追述起这段经历时，庾宏80岁，晦暗的眼神里充盈了光。他紧接着又说起1953年国庆在天安门前的阅兵：“53年的国庆节，在天安门经过的时候见到毛主席跟我们挥手——53年的那个队伍里面就有我啊，10月份的时候。”

“以前没觉得骄傲，现在回想起来是不简单的……我被选上可能是因为身材比较好，不像那些耕田的手脚粗重。”二八年华的庾宏，驾着云梯在往上升腾，享受着这种飘在云端的眩晕缥缈。

代表军区获奖归来后，他已经成了部队里瞩目的小明星。这种“翻身”是他之前不敢想象的——三四年前，他还只是一个寄人篱下揾食的落魄小鬼，如今却成了集体的骄傲。在这个大集体里，他得到了在那个贫穷、冷淡的家里所没有得到的东西——足够的衣食，还有关注和赞许的眼光。

汇演归来，部队开始组织手风琴班，作为小明星的庾宏，再次被选中。他对这次机会也是加倍珍惜，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训练，结业时，因为在30多人的班级中表现出色，毕业汇演上又是他代表班级上台进行手风琴独奏表演。

“那时候部队好流行手风琴，它拿动方便，随处都见得到。”庾宏给我讲，手风琴先是在苏联军队里风靡，那时中苏关系密切，受其影响，这种乐器也很快在解放军的文艺团体里流行开来。庾宏幸运地赶上了这趟时代列车，学习训练时演奏的多是革命歌曲和苏联歌曲，大都是对革命事业和党的颂扬，赞颂对集体的忠诚和集体利益至上，充满了自豪感。在刻苦排练的过程中，庾宏对部队集体的热情和归属感，愈发加深了。

从军6年后，庾宏转业，被分去了文化馆工作。1959年，韶关县成立粤北文工团，因有舞蹈和乐器的特长，不过才22岁的庾宏顺利进了团，担任舞蹈队副队长兼手风琴手。

在文工团的这10多年经历，我曾在他珍藏的旧照片中窥见一斑——二三十岁的青年庾宏，无论在个人照还是合影里，头上时常戴着“前进帽”，身穿中山装或军大衣。在文工团的俊男俏女里，相貌虽然不算十分出众，却也不落俗。

个人照里，大部分是他抱着手风琴在动情演奏，站在一方水前、在花丛中、在天台上，胸膛挺得笔直，拉开发音箱，就像一只开屏的孔雀。合影里，他与文工团里那些年纪相仿的同事，背靠水流、堤坝、古建筑，游山玩水留下的纪念，举目望去，皆是意气风发的男女。

在照相并不普及的年代，这些素材丰富的黑白照片，多少体现了文工团演员的特权。庾宏作为其中一员，有着大把机会抢先体验时代的新鲜事物，留下属于他自己的纪念。

在所有的照片中，有一张“送别手风琴手”显得尤为特殊。这张被放置在叠层内的照片，像装帧精美的明信片，外封上写着拍摄地点“韶关黑白摄影院”。照片里是四名年轻的风琴手，左边一人与右边三人对向而坐，庾宏在右边最左侧的位置。他们脸色光滑，目光澄澈，表情青涩，显然不像是真正的送别，更像摆拍的艺术照。

但事后看来，这幅照片，竟像庾宏人生的提前预演。

庾宏当年和文工团同事拍的艺术照

2

与文工团的告别对于庾宏来说是突然的、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

1972年，35岁的庾宏发现自己脸上长了红斑，去医院检查，医生怀疑是麻风病。他主动报告给了单位领导，领导脸色瞬间青白，要求庾宏马上收拾行李，之后叫了一辆卡车，直接把他送去了当时隶属韶关县的麻风院枫湾医院。

庾宏来不及收拾什么，以为只是去个十天半月就回来了，于是只拿了一些衣物，连心爱的手风琴也没取，就在催促中上了车。

“当时我就是感到好恐怖，好恐怖的，麻风病。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我们是病人啊。领导都没说什么，就叫我上车，开车送我走，说‘你快点走'，留多点时间都不行。”

即便内心恐慌不安、滋生出“逃”的念头时，那个理性的自我依然会自动冒出来“告诫”他：“逃跑是没有前途的。”在部队养成的服从，早已深入骨髓，他清楚，服从规则，服从命令，才是在集体中“安身保命”之道。

枫湾医院位于曲江边陲，建在人迹罕至的山边。庾宏在那里接受了正式的检查，看到那些“勾手吊脚”的病人，心中一惊：“好，我患了麻风啦，我知道了。”

住下后，他立刻打电话给单位领导，报告自己的情况。领导很快来看了他一次，觉得枫湾条件太差，于是两周后，他就又被送到了400多公里外的平洲医院。平洲位于南海县（今为佛山市南海区）,当时隶属于中央直属的麻风研究院，主要收治患麻风的军人和政府干部。

知道有病人已在平洲住了多年仍未治愈，庾宏开始逐渐“学会正确对待”自己的病，不再幻想短时间内就能出院了。他寻思，在麻风院里没人能与自己一起排练舞蹈，但乐器还是可以练习的。而琴艺要靠日复一日地苦练，荒废太久，来日回到单位恐怕也难登台演出了。于是，他写信给单位，要求取手风琴来医院练习。

时隔多日后，从妹夫手里拿过心爱的手风琴的那刻，庾宏悲喜交加。他勉励自己，要每日勤加苦练，不要把水平落下，以后回文工团才能继续为唱女高音的同事伴奏，为团里争得荣耀。

平洲医院位于市郊，交通还算方便。庾宏的大妹就在广州，条件不是很好，有时他感到太孤寂了，便请假出去，买些好的肉菜过去和大妹一家吃一餐。有时，借“看望妹妹”的名义，他也可以去外面找些音乐资料带回来。

在医院里，有乐谱、风琴作伴，他心中虽苦，仍有盼望。白天，他遵医嘱按时服药，勤加运动，锻炼身体；夜里，便拿出手风琴来拉奏练习。医院领导看出他有些许文化，节假日时便叫他去写黑板报。

隔离治病的日子显得格外漫长，异地隔离治病两年有余，庾宏在文工团的同事们却无一人前来看望。想起当初手风琴也非同事亲手送来而是由他妹夫转手送达，他悲哀地意识到，自己怕是就要被大家忘记了。

在灰心丧气的1975年，他收到了同事的来信。同事在来信中写道：

“别后二年多，身体好吗？病很快痊愈了吧，盼望你早日恢复健康，回来携手战斗。我很想见见你，可惜没有机会，领导不让去，听说是国家保密医院，一次送手风琴，一次送收音机，都是你妹夫来拿。他说你患的是 ‘慢性病’，未知其病故。需要较长时间治疗。”

当时对于收治军人和政府干部的大麻风院的具体地址，多用代号指代，信封上的“广州市郊南海县平洲26号信箱”，正是指平洲医院。对于医院和病情，连这个被委托来信的同事都不知实情，更不用说其他关系一般的人了。庾宏明白领导为了给自己“保密”可谓煞费苦心，然而，如此遮掩只是更容易招人揣度，自己已经成了一个远离同事的“幽灵”。

在信的后半部分，同事说送来了腊肉、罐头等物品，放在了广州某街道，叫庾宏让他妹夫前去代为领取。信中特别强调，“领导对你很关怀”，但很快话锋一转，“特别是XX工作很忙，不能前来探望”。

余宏1975年收到单位的来信封面 （张馥兰/摄影）

这封带着慰问性质的信，便是文工团对于庾宏这个昔日的工作骨干能尽到的人道和情分了。看完信，庾宏沉默良久，心内冰凉。从此，在平洲医院的他，可寄托的便只有送到手里的手风琴了。

每到晚上孤寂难抒胸臆时，他便一个人背着十多斤重的手风琴走出宿舍，找一处安静的地方，迎着幽静又寂寥的月光，拉着一首又一首革命歌曲，气势恢宏。如今他身在远方，还有人会想起自己吗？那个跟自己合作的女高音会想自己吗？那个一起跳爱情舞蹈的女演员会想自己吗？更多时候，他想象着自己就在舞台上演出，台下是人头攒动的观众，更加沉醉其中，动情忘我地表演……偶然抬头，他发现领导正向他投来赞许的眼光——他感到欣慰，自己又为单位争得荣耀了。

然而一曲终了，突如梦中惊醒，他发现静寂的四周空无一人，只有一轮孤月陪伴，清风拂面。

待心绪平复一些，他便又安慰自己：歌不离口，琴不离手，一朝放下，水平就降低了。作为从部队出来的人，即便眼下治病辛苦，也不可轻易言弃，不可辜负了单位对自己的悉心栽培，只有继续勤练苦练，有朝一日治好病回去才能回到心爱的舞台，与剧团的同事同台演出。

反复的心理斗争，让他把手风琴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开始有护士在晚上循着琴声找到正在动情独奏的他，安静地坐在一旁看他表演。时间久了，她们甚至也会主动叫他拉琴。这让内心凄凉失落的庾宏感到一丝的欣慰，他又勉励自己，日子再难过也要努力熬过去，他的同事、他的文工团、他的舞台还在等着他。

3

到了1976年，庾宏的麻风病尚未痊愈，平洲医院却突然“散档（解散）”了，他和另外几十名病人，被一艘木船送去了位于东莞县另一省级麻风院泗安医院。

从5年前被单位用卡车紧急载走那天起，庾宏的命运就像这艘漂在江里的木船，他在船上望着荡漾的江水，举目四顾茫然。

登陆岛上，他站在岸边，看着无情的江水拍打堤岸——没有船只，他走不了了。

“泗安最好了，藏麻风的，四围都是海。”他清楚，申请请假外出的条件更加苛刻了，离在广州的妹妹一家也更远了。来到这里后，他干脆很少出去，也不怎么去见家人了。不知是入院登记时工作人员的笔误还是庾宏自己的授意，他的名字在这里变成了“余宏”。

平洲医院专门收治军人干部，病人不过几十人，而泗安是个“平民医院”，病人大多来自广东各地的农村，有七八百人。在这里，病人要每日扛起农具去田间，边治病边靠辛苦劳作赚取工分养活自己。

庾宏成了病人里少数的“例外”,虽然人在泗安医病，但他仍然是韶关文工团的人，拿着单位的工资，食宿有单位供养。在别人眼里，他每日“干手净脚”，清闲自在，衣食无忧，像是来度假的。

泗安岛上还有少部分比他待遇更好的病人，他们住在用围墙和铁门单独隔开的干部区。那里有3栋两层平房，住着几十名有官阶的军人和政府干部，还有少量的华侨和外宾，有专人安排他们的膳食和日常起居。听说有个首长脾气是出名的臭，吃鸡肉不要鸡皮，还常随意对伺候他的人大发脾气。这样的八卦很快便吹到墙外，成为麻风院村民闲暇时的笑谈。而对于这些，当过兵的庾宏则见怪不怪。

庾宏住在“四区”的二楼，4人一间的集体宿舍（普通病人居住的区域被划为4个区，其中“一区”住女病人）。虽然没能和领导住到一块去，他仍然有他的幸运。顺着宿舍旁的泥土小径直往下走，左边是长势喜人、盖过视线的墨绿色芭蕉林，右边有几间专门用来盛放稻米的粮仓，前面便是青翠中缀满星星点点黄色的菜地，不远处“嘎嘎”直叫的是养在鸭棚里的几百只鸭乸，猪场里还喂养着几十头等待节假日宰食给病人加餐的猪。庾宏还看到了用来打造桌椅的小木工场和编制箩筐、鸡笼的竹器场，这些都是在岛上隔离治病的人勤恳劳作开辟出来的一番天地。

庾宏每天起床，就沿着风光美丽的泗安岛散步闲逛，在篮球场、乒乓球场、羽毛球场挥霍汗水，锻炼身体，着实叫其他抱病辛苦劳作的人心生羡慕。但他们不知庾宏内心的悲观绝望——先后辗转住了3家医院，离文工团越来越远，熬了4年多的光景，病依然没有治好。到了泗安后，他已甚少拿出心爱的手风琴了。偶尔想拉奏一曲，他便找一个无人的僻静之处，对着空旷的田野和一望无际的蕉林演奏，拉着拉着，想起无人欣赏的悲哀现实，便拉不下去了。

到泗安一年后，庾宏的麻风病痊愈了。因为得到足够的休养，在没有特效药的时代，他比岛上那些天天劳作的病人更快治好了病。文工团每月按时打到账上的工资，就像一副铠甲，保全了他的面容和手脚，麻风没给他留下任何后遗症。

然而，当时受医疗条件限制，麻风病只靠单一氨苯砜治疗，复发率较高，庾宏被要求再留院观察1年，若病情没有反复，方能出院。

继续等待的日子自然是辛苦的，但至少有了盼头。只要再熬12个月，就可以摘掉麻风病人的帽子，重新回到文工团继续做舞蹈演员和手风琴手了——庾宏如此安慰自己，顺利熬过了留观期，医生宣布，他治愈了。

但就在他喜不自禁将自己恢复健康、可以出院的消息报告给单位后，那个曾让他感到自豪和荣耀的集体，那个让他魂牵梦挂的地方，却担心他的回归会影响“声誉”，坚决不同意他回去。团里要他继续留在岛上，只要他答应，每月基本工资照付。

以前在团里时，他的荣誉和骄傲便是团里的荣耀和骄傲，可如今，他已经成了团里要甩开的包袱和麻烦了，这是他做梦也没想到的。

1977年，时代变革前夜，“单位”还是衣食父母，包办一切。已经40岁的庾宏也动过去社会上另外找一份工作的念头，但细思量之下，机会渺茫，风险巨大。他担心别人会追究他的过往——自己是一个患过麻风又被文工团抛弃了的人，成分还是“破产地主”，如果秘密暴露，到时可能连个栖息之处都没有。他终究没有出走的勇气，接受了“流放”孤岛的安排——这样至少还有工资有保障。当然，他从不认为自己适合像农民一样能干粗重的活，他的手是拉手风琴的手，他的脚是跳舞的脚。

我后来在庾宏的遗物里看到了粤北文工团于1995年时给他开具的“证明信”，信中写明，庾宏是粤北文工团的演员，“因患病留院”。单位将其当作退休人员一样赡养，每月照付基本工资，他带着这个身份一直到死。

庾宏入院前的工作证 （张馥兰/摄影）

4

80年代初，那些高级病人一个个都走了，干部区人去楼空。不用劳作的“病人”里，唯独庾宏被留了下来。

庾宏是困顿的，他不知道在这个岛上自己还能做什么。手风琴拉得再好又没人听，他干脆便把琴丢到了一边，再也不拉了。他和原来讲究身份、资历、业务能力、等级的单位没实质关系了，被彻底抛进了一个相对“平等”、求生存、讲现实的小社会里。他在麻风院里每日想的依然是歌舞、业务、荣誉、名气，而别的病人忧虑的是如何解决三餐温饱、减少病痛的折磨、适应手脚肢体的畸形……如此“接地气”的生活，让一直习惯和沉浸在歌舞掌声、幻想着重返舞台的庾宏感到不适。

岛上并非没有舞台，那个小舞台就在“四区”后面，集体大饭堂旁边。每逢传统节日，就有粤剧“大戏”上演，演员都是院里的病人。病人里有以前地方剧团的演员，他们在平日劳作之余，会叫上感兴趣的病友一起排练，等着节日登台。

但庾宏并不认为这个舞台与自己有关系，他心中的舞台，是在军队、在工厂、在人民大礼堂……而不是麻风院。他觉得，这里的舞台不过是与众人一同苦中作乐，没法给他带来欢呼和荣耀，没法撑起他作为军人和文工团演员的骄傲身份。

人生难料，他曾经那么努力拥有的一切，那么谨慎努力去维护的一切，都因为麻风病中断了。他失去了以前为之奋斗的目标，失去了为之奉献的集体。这里没有可以和他一起跳双人舞、演话剧的演员了。粤北文工团专业的舞蹈演员，舞蹈队的副队长——这曾是他多么引以为傲的身份啊，为了衬起这个身份，他曾把自己整个身心都投了进去。

有一回，省里组织各县的文工团进行集中进修训练，每个团两个名额，一个是唱粤剧的，一个是跳蹈的。庾宏去参加进修，学黎族的爱情舞《三月三》。训练时，他学的是男演员的动作，也偷偷记住了女演员的舞步。训练之余的外出游玩他无心参与，一门心思只想着多练习新舞。

回到文工团，他便开始教人跳《三月三》，开始去卫校教，后来被邀请去军区教。经过排练，那支舞最后在韶关公开演出，引起轰动，也让他收获了许多的赞誉。有个昔日在文化馆的女同事，当时也被派去参加培训，看到演出后，还打了电话专门问庾宏：“你都没学女人的动作，你怎么会教？”

“我为了这个节目能够演出啊，不然团里派我去干嘛呢，派我去当然要拿些成绩出来才行啊！”

庾宏练舞的旧照

他的努力，既是从青春期时受到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影响，也和他小心掩盖在内心深处的危机感有关——他需要用好的表现去藏起过去，用新的身份去替换掉那个不好的“出身”——土改时，阶级评定要往祖上追溯，因为家里有过宽裕生活的过去，庾家被定性为“破产地主”，庾宏的母亲在批斗中自杀，家中最好的房屋和财产都充了公，分给了最穷的人。

从部队到粤北文工团那些年，目睹各种政治运动纷沓而至，庾宏始终有一种不安全感，害怕失去已经拥有的一切。“我应该怎么做好呢？本来就低人一等了。我在思想上不愿意飞黄腾达给人看，我要尽量保持低调”。

有一次，领导问他：“庾宏，你表现不错，你为什么不申请入党呢？”

他回答：“我改造好自己就好了。”

“改造好自己”这几个字，后来庾宏在跟我谈话时不止提过一次。或许与他的出身有关，在文革早期尚未患病时，他曾被送去“改造”过。他遗物里有一封来信，信封上的收信地址是韶关“五七”干校。但这段经历，他生前只对我一略而过：“落（下）乡我都积极去啊，有的当逃兵啊，那么多次下乡，（我没做逃兵），那些最贫穷、饿死人的地方，我都去。”

他曾跟我主动谈起过在土改批斗中自杀的母亲：“那些政策执行上比较过分，但我不能够对共产党有任何情绪，共产党养我比我父母养我的时间还长，我对共产党都好感激的。”还有一回，他说，等他去世了，如果共产党能给立个墓碑就好了，上面记录他一生走过的路，可以供他人借鉴。

这种小心翼翼，也影响了庾宏对于爱情和婚恋的态度。

在文工团时，作为舞蹈队副队长，少不了和女演员共舞接触的机会。他经常和一名漂亮的女同事跳双人舞，是那种“讲男女爱情的舞蹈”。

有次公开演出，他和一个女孩演“抢亲”的独幕剧，女孩演“村姑”，和庾宏饰演的角色是一对恋人。剧的结束的动作是，女孩跳起来，踩在庾宏的大腿上，两人一起张开双臂，站定，如一对展翅共舞的天鹅——这个定格画面后来还被登到了报纸上。

当表演结束，两人退回幕后，女演员兴奋地抱住了他。其实在日常的相处中，庾宏就能感到这个女孩对自己有意，但当时的他，却像一块木头一样呆住了，面无表情，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显得不为所动。

团里还有一个合作多年的女高音，他们经常一起去部队和工厂慰问演出，庾宏一直为她拉手风琴伴奏。“她的声音很好听，唱得很高，整个礼堂都轰动，她每次唱，都至少来三次鼓掌。”庾宏一点不吝啬对女高音的赞美之词，甚至甘愿当那个衬托她的绿叶。他常常在夜里趴在桌子上专心为女高音写伴奏曲，女高音也常夸他伴奏得好，大概也是想同他好的，但二人的关系最后也没有进一步的发展。

还有一回，单位有个女孩约他一起看电影，两人并排坐在一起，他闻到了女孩身上的香水味。他想，或许她是有意的，却表面装作什么也不知道。

近30岁时的庾宏，在工作上表现出色，但在感情上却始终踌躇不前。看到他这样，领导也着急了。有一次，领导特意安排了一个与他同姓的女孩跟他学舞蹈。尽管两人常常一起排练，庾宏也未能抓住机会。但他知道，这个女孩后来嫁给了一个演话剧的演员。

在庾宏熟悉的苏联歌曲《山楂树》中，面对接踵而至的爱慕者，姑娘欢喜又忧愁地发问“最勇敢最可爱呀到底是哪一个？”而面对那些对他投掷玫瑰花、各有特色的女孩们，庾宏最终的回答是：“她们都可爱，但在我那样的条件下，我不能去爱她们。那时我正处于革命最低潮的时期，我改造好自己就好了。”

5

“我们像黄莺和百灵鸟
我们相爱如鸳鸯
我们的爱情像那燃烧的火焰
大风也不能把它吹熄”

这是庾宏最喜欢拉的一首曲子，新疆民歌《你送我一枝玫瑰花》。手风琴拉出的声音热情奔放，一唱三叹。但80岁时的庾宏，却带着一点骄傲，反复向我强调：“别人没有爱情会痛苦，我不会。我有这样的境界。总之，我这个人没什么寂寞，我有好多爱好的。”

他的一生似乎从未接受过关于爱的教育。他在动荡年代中长大，自小目睹家庭没落，母亲无暇兼顾诸多子女，父亲每日为生计发愁，这让他没能从家庭中感受到温暖，也没有得到应有的爱和庇护。后来部队为他提供了衣宿温饱，也改造了他的价值观，他会遵守严明的纪律和规矩，对集体忠诚、服从和爱戴。至于个人的愿望和情感，是需要被压抑的，是不被肯定和鼓励的。未能在具体的人际关系中学会爱的他，只学会了去爱集体，爱抽象的事物，爱宏观抽象的符号。他努力把自己嵌入了集体中，成为维持集体运转的重要零件，相信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在他看来，守住自己的位置，守住对集体的责任和承诺，比爱情、比具体真实的关系更重要。

我刨根问底地让他假设，如果当年必须选择一个伴侣，他究竟会选哪个？

“如果要选择，就选择那个‘村姑’，‘村姑’身材好一点，（跳舞）动作又伶俐，我是有点动心。”80岁的庾宏终于承认了自己年轻时萌动的情愫，然后又提起了那个女高音，“她选择我可能更合适，我精心为她写伴奏，但不是为了爱情，我大量的时间不是花在爱情上，而是在专业业务上。我觉得手风琴拉得好点，舞跳得好点，搞出名点就好了。”

庾宏选择不婚，其实也有更现实的经济问题，兄弟五人中，尽管三哥和他都吃上了公粮，但父亲依然无法养活一家人，在生活重压下，想将最小的妹妹卖掉。庾宏听说后，坚决不同意——家中两个妹妹，都是他从小背到大的，“他讲要卖去换钱，那我作为大佬（哥哥）当然不愿意了。她是我很好的妹嘛，我几（再）艰苦也要自己养回。”

当初父亲曾把年幼的他推去别人家铺头，他就觉得自己像被家里抛弃了一般。他不愿妹妹也经历跟他一样的痛苦，那是这个家庭无能的表现，是他这个哥哥无能的表现。他现在是个转业军人，文工团骨干，有能耐了，要挺身而出保护妹妹。当时每月工资50块的他，主动提出每月给妹妹20块钱作为生活费，这样支持了妹妹很多年，一直到她走落香港，在那边嫁了人。

说到那段时期内心所想时，庾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保尔·柯察金，在爱情面前，也表现出了惊人的理性，他曾对第一任女友冬妮娅说：“我首先是属于党的，其次才能属于你和其他亲人。”后来等他再遇到心动的女孩时，又想到自己还有很多的革命事业和工作要做，就问自己：“难道现在是谈情说爱的时候吗？”然后就主动毅然断了情丝念想。

我曾一度以为，庾宏就是以保尔·柯察金为榜样的。但后来在一个和他聊天的夜晚，他突然对我说：“我认为中国人，一生都是为了家庭，我亲身经历过我老窦（爸爸）就是这样，他生了仔女都不少的，但是他养不起，你说死不死？没能力养我。”

他似乎不愿再步父亲的后尘，最后得出结论：“恋爱搞到我不自由，不自由啊！我想搞什么都会有点困扰，束缚。那么多女的想要我，但我都没有感动，我好平常心……”

后来到了泗安，也曾有个中学女老师向庾宏表明过心意,两人还一起搭船去过广州。但庾宏依然冷若冰霜，他知道有个男的经常跟这个女老师打羽毛球，明显看出那人对她有意思。“我把她让给了那个男人……有些人为了争老婆，打斗也有的。对我来说，我让给别人的，我为什么就有这个思想呢？我是军人一个，一个转业军人，你一生都为人民服务，你计较那些小事做什么？”

庾宏旧日拉手风琴时的照片

在某种程度上，麻风院与部队相似，不是讲儿女情长地方，人的复杂情感在这里会被视为麻烦的来源。有意也罢，无意也好，庾宏最终遵循了这里的规则。但他又总是努力为自己的选择找到种种自洽而体面的理由，宣称他能用理性驾驭自己的生活。

但在晚年跟我追叙往事的那个庾宏，并不像自己所说的那般洒脱，我能感受他内心的矛盾重重——对于几十年前那些若有若无、虚虚实实的情感往事，他时常反复咀嚼且看起来兴致高昂，每次都说得津津有味，却不知听者已听得有些倦了。

“这个你说过了。”我打断。

“哦，说过了啊。”他诺诺。

在庾宏去世后，我在他生前收藏的大量旧照片中，意外发现了两张漂亮女孩的照片，一个面容圆润，头发齐耳；另一个是典型的民国装扮，扎着长马尾，瓜子脸，柳叶眉。两人看起来都是影视剧中的演员。但昔人已逝，只能靠揣测联想了。

这就是庾宏，他喜欢拉《送我一朵玫瑰花》，对旧日跳过的男女爱情舞蹈印象深刻，收藏着美丽姑娘照片，画过女人裸体。但他此生却从未真正亲近过一个女人。

6

困在岛上的庾宏想来想去，既然自己无法回单位，那还得能想办法向单位、向领导证明自己的专业能力，证明自己不是累赘，证明自己一样能发挥价值和贡献。最终，他想到了编曲——既然已经没有了表演的舞台，那么便退身幕后好了。他可以将那些苏联老歌和中国革命歌曲进行改编，编成了一些难度更高的手风琴独奏曲。

这个新想法鼓舞了他，他铆足干劲埋头编曲，最终足足写了3本 。有一回，终于盼来一位同事在领导示意下来麻风院例行探视，便委托同事将谱子提交给团里。

然而，直到他死，也没有得到任何关于这些曲谱的回音。他一直怀疑是那个同事没有上交单位，独吞了他的创作成果。但他完全没想到，他离开文工团十多年后，手风琴已经不再是风靡时代的宠儿了。这不能怪他，他一直活在孤岛，活在过去，活在自己幻想的那个昨日的世界。

曲谱的杳无音讯，让庾宏终于意识到，自己回不去了，他再也无法找回曾经让自己骄傲的一切，手风琴、舞蹈、编曲，每一样都不行。骄傲的他干脆把这些都不露痕迹地收起来了，不见、不弹、不想，便少一份伤心。

孤独并没有让他走向别人，相反，他独自吞咽下了满腔苦涩，转而寻找新的寄托。在岛上，轻巧易带、唱戏时用作伴奏的二胡更加常见，庾宏也去买了一把，自学起来，“学乐器是一里通百里明”，多摸摸，勤练习，很快便就上手了。与奔放热情的手风琴相比，二胡声调悠长，不失为他调养心伤的安慰剂，他日日夜夜沉浸其中。有人见他弹奏得好，有时也叫他去给粤剧伴奏，他也应承了，这是兴致所至，已经无关乎荣耀，无所谓了。

庾宏以自己的方式努力适应在孤岛上的生活，学习去发现在这里的好处。他安慰自己，这里空气清新，这里是自然的百花园，鸟语花香，对身心多有裨益，没人管束，空闲自在，可以潜心培养很多的艺术爱好，尝试很多的东西。他依然像以前一样经常运动，跑步、打羽毛球、打乒乓球，一项厌倦了就换另一项。他喜欢独自去篮球场投篮，一个人站在空空的篮球场上，日复一日地训练，练到能用单手轻松而精准地投三分为止。

有一日，他突然想起自己小时候很喜欢画画，便又开始琢磨起来。

儿时他喜欢看“小人册”上的漫画和报纸上的插图，临摹过一些明星的照片。当兵时有一段时间，也曾按照领导的要求绘制一些军事地图。到了泗安，他养成了读报剪报的习惯，读报时看到有喜欢的插图，便会剪下来收藏。他收藏的多是人物画——革命人物、军人或者歌舞团演员。收藏得多了，他便照着插图上人的模样，用炭笔一点点勾勒出人物的脸庞、五官。

他笔下的人物像轮廓鲜明，线条自然，灵动多样。他画的云南省歌舞团独舞演员杨丽坤让我印象深刻——这个女演员因演出电影《五朵金花》而红遍中国，庾宏笔下的她，是个成熟美丽的女人，脸上露出充满希望的笑容。但现实中的她，在文革中受到批斗迫害，一度精神失常。

如此，许多年过去了，那些过去的荣耀和热闹，变成了一张张剪纸、又化身庾宏画里的一个个具体的人。

庾宏画的杨丽坤

在泗安的“村民”的眼里，这个爱画画庾宏有些让人摸不透，大家用“孤僻”、“安静”、“喜欢一个人”这些话去形容他。起初听我提起庾宏，彭海堤就低声嘀咕：“好奇怪，一个从文工团、从宣传部门出来的人，按道理应该很能说会道、很擅长跟人打交道才对呀。他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彭海堤是比庾宏早一年从新洲医院迁到岛上来的。那时他俩宿舍离得很近，彭海堤有个比较好的朋友跟庾宏同屋，于是常常去串门，去得多了，见到庾宏，也会打下招呼。在他最初的印象里，庾宏常常一个人，似乎从不跟人接触。

80年代末期，常年劳动的彭海堤“手脚坏了”，只能靠侄子寄钱补助生活。一次侄子寄钱寄迟了，急着用钱的他想到庾宏有单位、有闲钱，便向庾宏借钱。出于人情，过春节时朋友一起聚餐时，彭海堤便把庾宏也喊上，请他吃了一餐饭。

从那时起，两人便开始有了往来。庾宏去饭堂取了饭后，有时会径直拿到彭海堤的房间吃，有时则是去找彭海堤下棋。大多数时候，他们并不说话，彭海堤知道庾宏性格孤僻，也不多言，他想来就让他来。

失去劳动能力时，彭海堤已经50多岁，有了闲暇后，他想起自己小时羡慕乡人会画画，自己便也拿起画笔，开始学画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画唐僧、画老虎……有朋友看到喜欢，他便送人，自己乐在其中。

彭海堤会画画的事情很快就在岛上传开了。有一回庾宏去他宿舍，看到他正在画画，便说自己以前学过。看到他在临摹“小人册”上的唐僧，庾宏还跟他借了回去画。

2013年，公益组织“汉达”的工作人员在准备制作麻风病人的书画册《美在心灵》时，找到了彭海堤。彭海堤谦虚自觉，他想，庾宏画得比我好，另一个病友招载钊画得也比我好，就主动引荐了他们。

就这样，“余宏”的名字和画作得以出现在那本我看到的小册子上。

7

但彭海堤觉得自己并不真正了解庾宏——几十年来，他与庾宏也不过是偶有往来，算不上是交心的朋友。他听过庾宏抱怨，说自己已医好了病，单位却不让他回去，也知道庾宏有一架手风琴——但他不知庾宏还是个舞蹈演员，因为庾宏从未向他提起过。

在与庾宏的有限相处中，彭海堤感到他有点“眼角高”，甚至有些看不起那些手脚不好的病友。庾宏的孤傲都写在他的脸上、眼神和姿态中了，他沉寡少言，却又无时无刻不在向外人提醒着自己的身份。很多病友就不自讨没趣了。

泗安的“村民”们大多会像彭海堤一样寻找投机的朋友，抱团取暖、互诉衷肠，忘却这是一个孤岛，但唯独庾宏，自己主动活成了一座孤岛——那可是昔日在全军文艺汇演上表演过“军民鱼水情”舞蹈的人啊，等到真正活在了平民大众中间时，他却躲开了。

庾宏近乎挑剔地选择着与自己来往的人。他走路时喜欢避开人群，偶然遇上人，多半闷着不吱声，或是等着别人先向他示好[1]。同样会画画的招载钊，是他愿意主动打招呼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但他们之间，也只能算是点头之交，平时接触甚少。

与彭海堤一样，被大家昵称为“西关少年”的招载钊，在岛上也人缘颇好。他在老广州西关长大，父亲是归国华侨，患病入院前是个富家少爷。他为人阔绰豪爽，又烧得一手好菜，周围常常聚拢了很多人。他少年时曾立志当画家，因患麻风而中断，晚年在志愿者的鼓励下，在闲暇时又提笔画画，画花鸟龙凤，色彩缤纷。他跟彭海堤多有往来，互知底细，但却是看到画册后，才知道原来庾宏也会画画。

招载钊说，有一回庾宏在散步时经过他房间门口，看到他正在画画，大概是兴致所至，竟破天荒主动走了进来，问他读过多少年书，是否学过画画。也是在那次交谈中，庾宏主动跟他提及了自己的画作，说自己画过女人的裸体，有一次被别的村民看到了，笑话他不该画那种画，庸俗下流，上不了台面。他忍不住向招载钊抱怨：“他们都不懂艺术，一个两个有知识的都没有。”

招载钊表示了理解，说自己看过很多艺术作品，知道有一个女画家还专门画自己的裸体。但对于岛上绝大部分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而言，要想理解这样高雅的艺术和情趣，实在有点勉为其难。

在这岛上度过几十年后，庾宏依然没有融入寻常人的生活中。他孤芳独赏，也难免过于自矜。曾经在岛上的几百个麻风病人里，并不乏有文化有才能的，说到底，是庾宏自己内心深处拒绝融入。他自矜的艺术在这里成了空中楼阁——或许对于他来说，一直以来都是如此，艺术从来不是来源于真实的生活，不是促进人与人之间沟通和交流的媒介，而是巨大的抽象的符号，是一个人人生上升的阶梯，是荣耀、身份、地位的代名词，是他与别人区分开来的工具。

他骄傲地宣称自己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他可以没有爱人，也可以没有朋友。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已经学会了自我麻醉：我至少还是这岛上有单位、有工资的人，我医好病了，脚好手好，很多人都残疾了，有的缺了手指，有的少了腿，比我更惨。

他提醒自己，不能烦恼太多，否则可能会变傻。岛上有病人因种种不顺遂而精神失常，还有一名军人因等不到热水洗澡悲愤之下直接从二楼跳了下去。这些都让他心有余悸，提醒自己要做好自我照顾，他并不想自己的生活失控。

后来，他读到了“毛主席总结的养生十六字口诀”，背了下来：“第一条，基本食素；第二条，饭后一百步；第三条，遇事不怒；第四条，劳逸适度。”他常常告诉自己要学会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努力过好自己的生活，不管其他的纷纷扰扰。

到了90年代，岛上的病人大都已治好病，终于可以自由出入。但东莞人大多知道泗安有个麻风院，对从岛上来的、手脚不太好的人，既惧怕又歧视。

当时五六十岁的庾宏手脚完好，他自己不说，别人也不会知道他是从麻风院来的，于是开始经常往外走了。作为岛上最有钱的人之一，他买了一辆单车，推车坐船出去，然后踩车到外面买菜，到镇上闲逛。每次逛街回来，单车上总是挂满了各样不同的吃食。

十几年前，由于“四区”人数减少，庾宏和彭海堤等人就搬去了已经荒废的干部区。干部区的围墙仍在芭蕉树的遮蔽下时隐时现，铁门却已经拆掉。庾宏又住在了二楼——这正好合他心意，人更少了，可以一个人静静地不被叨扰。

泗安医院旧时干部区军干们住的地方

2010年，连通泗安岛与外界的桥架起来了，庾宏出岛更加频繁了，往往一大早就出门，黄昏时才回来。彭海堤好奇地问他，那么长时间在外面，去做什么了？庾宏答，他经常去“高级茶楼”喝早茶，然后去洪梅广场看别人摆局下象棋。

几十年过去，泗安岛上芭蕉林葱郁依然，但人已渐渐老了。“村民”们跟庾宏一样闲下来了，有空便聚在榕树下打牌、下棋。庾宏偶尔也会凑上去和他们对弈，这是他少数愿意主动走近他人的时候。

过了70岁后，庾宏的手脚总是不自觉地抖，已经没法踩单车了，他走路时便推着那辆单车，靠它维持身体平衡。再后来，单车变成了轮椅。幸好他有钱，能打电话叫“的士”进岛来载他往返，他带着轮椅上车，到了地方就一个人推着轮椅去逛街。

8

我是在2015年年初第一次见到庾宏的。那时我常常去找彭海堤，有时路过那栋楼，总会见到一个老人身前推着一张轮椅，缓缓地跺着碎步挪动，就像老掉牙的留声机一样，转得格外慢。不过他看起来不急不躁，嘴里时常轻声哼着歌。那栋楼浇筑了高出地面的水泥板，他的轮椅时常卡在小斜坡那里，有时好不容易向前推动一点，身子却又往下倒退了几步。我曾上去帮他推过一把。

后来我问彭海堤这人是谁，才知道他就是“余宏”——知道原来他就是我凭画册里的作品一直想象的“那个从文工团来的人”，心内不禁有点失落。

之前搬过来住在干部区的村民大都已去世，住在二楼的那排房间的只有庾宏一人了。我特意上了二楼去探访他。他的房间坐北朝南，天气好时，阳光在窗外的树叶上闪烁，显得有点刺眼。但进了庾宏的房间，就一下子暗沉下来，他的东西堆得又多又乱，让房间显得逼仄沉闷，想来他身体不好不便收拾，也可看出平时少有人来走动。

他的脸色也有点灰暗，倒是眼上那对飘曳着的双眉给了他添了几分精神气。他头发梳理整齐，衣着讲究，抵减了些许落魄感。

后来我又去了几趟泗安，但都没见到他，听说他心脏不好外出住院了，喜欢上了住院，便故意拖延着不走。我第一次听说有人喜欢住院的，倒也新鲜，再细问之下，才知道是因为他在医院里日夜有护工照顾，而他在岛上没什么朋友，没有人等着他回去，无牵无挂。

这一年庾宏78岁，即使年轻时身体平衡能力超群，晚年的他还是滑向了难以自控的境地，生活上很多事已经力不从心。

2016年春节前夕，没有工作，未来不定，有些落魄的我临时决定跑到泗安岛上过这个春节。岛上有各样颜色的花，有芭蕉树和龙眼树，道路两旁都是浓绿的大榕树。黄昏时分，夕阳在空中抹开了橙红色，常有白鹭从湿地中齐声飞起。对于想要逃避现实的人来说，实在是个桃花源。

正是在这个春节，我遇上了从外面住院回来的庾宏。因为身体状况日渐变差，他被安排转入“三区”一楼，搬进了一位刚去世不久的老人的房间。

大年初一的晚上，我就坐在他身旁，和他一起看电视。屏幕上的舞台光彩炫目，莫文蔚穿着一身惊艳的华丽礼服款款出场，红色的嘴唇轻轻抬起，深情地唱起了：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
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
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

庾宏坐在电视机旁1米开远的地方，一动不动地盯着屏幕。房间里灯光寡淡，荧幕上绚烂的光色反照在他衰老暗沉的脸上。他眼神忧郁呆滞，头戴毛毡帽，瘦小的身体缩在厚厚的长领大衣里，活像一尊旧时代的雕塑。

刹那间，我的脑中流淌出一个感受——这首歌似乎就是为庾宏而写、而唱的。在新旧时光暗明交汇的碰撞中，我仿佛从声色夺人的莫文蔚眼里看到了那个年轻时意气风发的庾宏——他也曾是那个时代的明星，像莫文蔚一样站在高光汇集的舞台上，面对台下上千的观众，或者跳一支热烈昂扬的舞蹈，或者忘我动情地拉一支手风琴曲……而现如今，他已垂垂老矣，那场麻风病，最终使他在这孤岛上蹉跎终老。

在房间里的庾宏 （张馥兰/摄影）

有一天，我去找庾宏聊天，说起他喜欢唱歌，就说想听他唱。他说他那些歌本还放在干部区的二楼，想去取回来才放心。说着说着，他突然压低了声音，眼神闪烁，说再不去拿，可能就要被人偷了。

有谁会去偷一本可以归入古董废纸的歌本呢？可他的神情，让我把“我去帮你取”的想法咽了回去，想到他一个人上楼不安全，就约好了次日早上8点“一起过去拿”——这个时间是庾宏定的，我平时起不来那么早，但为了表示诚意，我没反对。

第二天，我偏偏就睡过头了。等我匆匆赶过去，已迟到了半个小时。我看到庾宏的房间门虚掩着，人和轮椅却不在，想到他可能一个人去了干部区，便慌忙赶过去，但到了那边，并没有见到他的身影。

我又回到他的住处，仍不见人，只好先往附近逛逛。半小时后再折回，看到他的轮椅已放在房间门口，赶忙进去。他看到了我，缓缓抬起头：“你现在才来啊？现在都几点了，真是岂有此理！”

我赶忙给他道歉、解释，心里暗想，看来当过兵的人就是不一样，如果是别的老人，大概不会这么较真，也不会以这样的语气对我说话，早就听人说这老头不好相处，不该太随性的。

“你要那些苏联歌本干嘛？那些苏联（歌本）我还要用到的，不能送你的，你抄也行复印也行。”他边说边伸出手，缓缓从轮椅后的储物袋拿出一个小本子来递给了我，是1981年出版的一本苏联和中国的革命歌曲合集，标价0.26元。他绷着脸告诉我，这是他去外面买的。

我马上解释：“我听来过的志愿者说你唱歌很好听，能不能唱一首给我听？”

“你喜欢听我唱歌啊？”他竟笑了，眼眉间皱了一团，脸上的肌肉也松弛了下来，让人瞬间感到亲和了许多。

他找到一首歌，动情地唱了起来，声音干沙，不时卡顿。就像陈年的老唱片一样，咿呀咿呀，已难以流畅播放。我想起了他那台风箱已经漏气的手风琴——他的手腕刚摔断过，也无法再拉奏了。

早几年来探访过的志愿者说，以前他们组织活动时请庾宏在大家面前唱过歌，那时他的声音还不错。当时有义工在岛上常驻服务，也叫他去教大家唱歌，说只要有乐谱，他看上几遍便会唱了，兴起时甚至还拿出自己的手风琴来。

庾宏似乎不太在意自己唱得如何，几乎完全沉浸其中，喜悦弥漫了整个屋子。唱完一曲后，他意犹未尽，又找出另一首歌唱了起来。我从他的声音里听到了一种想要寻回的激情和记忆，一种饱含沧桑的怀旧情绪，那是从部队、从文工团出来的庾宏心中激荡出来的。对于他来说，那个旧时代仍活在他的灵魂里，还能让他内心激情澎湃。

9

唱完歌，庾宏似乎感到我对他的过去很感兴趣，竟主动对我说起在文工团的一些经历来。又对我说：“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他很聪明，心里又有很多要倾诉的东西，我就顺水推舟，问他能否跟我讲他的故事，他爽快地答应了。

他告诉我，他原姓“庾”，参加工作后才改为“余”，“因为参加工作之后发觉这个姓很多人都不会写，我们兄弟就改了这个，就为了方便，没其他意图。”——这是他自己的说法，在我后来看到的他的工作证上，依然是“庾宏”。

他主动提出，明天早上可以去外面茶楼，边喝茶边聊天。我说茶楼人多吵闹有些不便，他便说：“开间房就好，不吵，直接去就有了。不怕，我有单位，我有工资的。”

他选的这个茶楼在望牛墩，开车都要半个多小时，显然是精挑细选过的。他身板挺直，一身深灰的外套，一件黑色的夹克，一条灰色的围巾垂在身前，头上是一顶橄榄色的尖顶毛毡帽。茶楼里，他对我说：“我经常一个人来这里喝茶，我父亲就是开茶楼的，我很留恋这样的生活，他发家就在茶楼。”

在茶楼里的庾宏 （张馥兰/摄影）

喝完早茶，庾宏提出让我陪他去买菜。他打了电话给司机，让车带我们去。下车后，他心安理得地坐在轮椅上，让我推着他进菜市场。菜市场的入口要走一个小斜坡，我费了不小的劲才把他推上去。我想起了在干部区楼下那道曾使庾宏发难的小斜坡。我想，按照他的身体状况，显然已经不适合一个人出来买菜了，但他还是坚持像过去一样，自己出来挑选喜欢的食物。他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在衰弱，身上越来越发不出力气。早前他外出住院不愿回来时便明白，自己已经靠不住了，他需要别人。然而，四十年在岛上如隐者般幽居，他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还能靠谁呢？

我们从茶楼回来不久，庾宏便去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岛上的手脚残缺的村民都喜欢开这种稳当的“残疾车”，按理说，过去手脚灵便的庾宏应该是看不上这车的。可车刚到手，他还在练习怎么骑，便不慎连人带车摔倒了，好在摔得不重。他向医院投诉，说自己摔倒时没人来扶他。医生看到他的平衡能力已不足以开电动车，坚决不同意他继续骑了，那辆崭新的车便被丢到一边去。

他靠自己外出的努力失败了，但别的事情上仍我行我素。医生说吸烟不好，不要再抽了，他则说医生们没有研究彻底——他的兄弟不吸烟都比他死得早，他自己现在80多岁了，肺也没什么问题，还可以继续抽下去。

他对我说，之前他外出住院，跟照顾他的护工妯娌两人聊天时，得知她们家庭负担重，便主动资助她们，一个每月给80块，一个每月给70块。回泗安后，护工发了短信给他，“你因为给予而快乐”。说到这里时，他露出了天真的笑容，就像小学生做了好事被老师表扬了一样。他说自己乐意帮助他人，是受到同是军人的雷锋同志的影响。

又有一回，他讲到前些年时，昔日的文工团团长曾寄给他一本书，书名叫《人间重晚晴》，又寄语：“庾宏，如果我有生还可以写作的话，我肯定写你几笔。”他又为此而高兴：“他就是表扬我了……他希望我保持晚节。”

诚实地说，我觉得文工团的领导们是该感谢庾宏——几十年来，他连回单位看一眼都没有，但他至死都保留着当年的工作证。团长几句空话，庾宏也乐于听，他这个接受了幽居麻风院大半生安排的演员，实在太需要抚慰，太需要有所相信了。

每每谈起几十年前突降他身上、改变他命运的麻风病时，他就感叹：“人生难料啊，坐牢刑满还能释放，麻风没得释放。”

然后又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你好好写”。

10

2018年后，我去泗安的频率没以往那么多了。我听说庾宏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在一次中风之后，他已经生活不能自理了，成了义工照料的对象。

对于前来照顾他的义工，庾宏显得挑剔而苛刻，敏感又多疑，时常觉得别人做得不够好，甚至怀疑他人靠近他是另有企图。有一回，他怀疑义工偷了他的衣服，后来这名义工把他的衣服找了出来，谜团才解开。但他的言行最终伤害了义工，双方不欢而散。

之后，他试过直接雇佣岛上的村民帮忙，但终究没人受得了他。

有一回，庾宏意外摔倒，下不了床。招载钊于心不忍，主动过去给他打扫房间，还做了饭给他端过去。这样坚持了一个月，招载钊也坚决撒手不管了。

我去泗安时常在招载钊家吃饭，每次问起庾宏，他便不住地摇头叹息。面对愈来愈差的身体，庾宏愈加封闭，精神状态也愈加不稳定。他时常在大白天将窗门紧闭，将烟蒂扔一地。难得房间的门敞开时，进去看他，一进门整个房间里都笼罩着一层烟气，到处都是浓重的烟味和湿霉味，让人窒息。庾宏在屋里昏昏沉沉，很难跟人有任何实质的交流。他不再讲究衣着搭配了，白天就直接穿着睡裤。

有一次我去看他，见满地烟蒂和白灰，便对他说不要把烟蒂乱扔，这样会增加前来打扫的人的工作量，他竟顺从地点头。但等下次再来时，烟蒂仍然随地都是，房间的空气也一如既往。到了后来，我也不太愿意往庾宏的房间去了，我不知该如何与他相处，更不知该如何安抚他。

庾宏的内心筑起了更高的心墙。身上的现金用完了，相熟的社工和志愿者主动提出帮他去取，但想到要说出银行卡密码，他就拒绝了——岛上绝大多数的老人因为身体残障或者行动不便，需要取生活费时都会放心地交给工作人员，但有单位有工资的庾宏，却从来都是自己去取钱。

等他身体恢复了一点，勉强可以下床了，便像往常一样拖着轮椅缓缓出门——几乎从不向人伸手的他，只能拉下面子去找人借钱解急了。思来想去，愿意帮助他的大约也只有彭海堤了。

他问彭海堤身上有没有现金，彭海堤回答他：“有1000块。”

“可以借给我吗？”

“你不是有大把钱吗？怎么需要跟我借？”

“钱在银行卡，能不能先跟你借一下？”怕彭海堤不答应，庾宏又补充道，“我给你写借条。”

无人知道在最后的日子里，庾宏的内心起了什么变化，那个骄傲的他，拖着已几乎不听使唤的双脚，挪着碎步，颠着身子勉力走到了老太太阿崧面前，主动向她示好1。

他问出的话有几分笨拙：“华婶，你过来给我煮饭吃，互相帮助，两个人可以聊聊天。”

但这一切未免太迟了，对于阿崧来说，此举显得草率而唐突，她并不喜欢这个平素孤僻，如今已年老色衰体弱的老男人，于是直率地回答：“我有说答应你吗？”

阿崧坐在轮椅上，一边推着轮子，一边把庾宏赶了出去——她自己有一只脚截肢，常年要靠轮椅代步，她丈夫在2017年去世前常年都卧病在床，她日夜辛劳地照顾了几十年。如今，她照顾自己都费力，自然不会再找罪受再去照顾另一个男人，更何况是如此难以相处的庾宏。

在2018年12月一个早上，当人们发现庾宏时，他已经走了。他滚落在床边的地面上，再也没有醒来。我是从岛上的钟各伯伯那里得到庾宏去世的消息的，他发来的微信消息是：余宠走了。

后来，我问过招载钊对庾宏的看法，他回答：“庾宏没什么的，他个人有些高傲，但不是那种爱搅是非，兴风作浪的人。”这是他对庾宏善意的评价。

6年前在庾宏房间的歌声，模糊留在我的记忆里，它们可能是《喀秋莎》，可能是《山楂树》，可能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也可能是任何一首革命歌曲……但它们不是什么具体的内容，不是某个具体的形象，而是一个浩大的喧闹的时代的声音，是巨幕下威严的人物，是一些抽象的符号，任何一个具体的人靠近它，都会被它巨大的力量吸附进去，稀释掉自己的声音，变得面目模糊。

直到现在，我还是偶尔会听那些齐整又热烈昂扬的革命歌曲，从里面寻找和感受那个旧时代的气息，不经意间，我时常会想起庾宏，因为他就站在那里。

引用：

[1] 参见 谢翠屏《80岁的人了还有什么爱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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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为黄焱红摄影作品：庾宏和他的手风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