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墨西哥人

1

我爱踢球，爱踢野球，从中学一路踢到了中年，脚指甲曾为此染红过，然后又变成了可耻的铅灰色，夏天都没法穿凉拖鞋。右眼角的那一道疤，蚯蚓形状，争头球顶的，没顶着球，球门框倒顶得一颤。去医院皮上缝十针，肉里缝十针，针走起来线也跟着走，最后针和线一起在皮肉里膨胀，燃烧，那感觉一辈子忘不了。

1994 年世界杯，我家那台黑白电视只能收到两个频道，不跳的是中央一台，跳的是省台，所以我一场球也没看成。倒是我爸每天带回一份省里的报纸，体育版有图，有文，有专栏，被谈论最多的当然是意大利人罗伯特·巴乔——“一个让我爱上足球的名字”、“用灵魂与球共舞的忧郁剑客”——类似文风的专栏标题，让年少的我一度以为职业足球是一种跟偶像剧差不多的玩意儿。

上了大学，读巴乔的自传《天上的门》，才知道他在1984年一场意甲联赛中撞折了右腿关节骨，被他自己形容为“感觉像一把刀子插进腿里”，医生用电钻在他的胫骨上钻孔，用手术刀割断肌腱，再通过胫骨上的孔洞拉紧，最后连缝二百二十针固定。此后，巴乔的职业生涯——包括被省报的专栏作家们评为“用灵魂与球共舞”的1994年世界杯——都是用一条半腿舞完的。所以，这算是职业足球的本相么？

1998 年法国世界杯，家里买了立式彩电，能影影绰绰从隔壁邻居家收到中央五台。那时我读高二，家里防我看球甚于防贼。在巴西淘汰荷兰那场比赛的第二天早上，父亲打开电视，发现频道虽留在了中央一台，音量却是静默的，才明白我半夜偷偷看完球，从央五调回央一，忘了归复音量。父亲当下把遥控器锁进了柜子，余下的淘汰赛，我只能靠学校小卖店的电视回放解馋。

决赛已是暑假。凌晨，父亲叫醒我，问我看不看球。我摇头，因为不想让他发现自己的晨勃。被窝里熬了一会儿，还是弓腰起来去看了，跟他坐在同一张沙发上。那天隔壁的信号格外强，我家彩电格外清晰，闭幕式上跳舞的女模特们的薄纱裙也格外透明，跟没穿差不多。父亲保持着沉默，我先挺不住了，嘟囔一声“太困”，落荒而逃。再从被窝儿爬起来，尚未秃顶的齐达内已顶进两个球了。

2

初中时校门口常堵着几个混混，要钱，要烟，我也被他们堵过。正哆嗦着，走过来一个同学，跟混混们谈笑几句，就让我回家了。这位同学叫强强，一口四环素牙，一头遮眼中分，十六开的历史课本里夹着一柄刀，土黄色的军挎被撑得四四方方。

有一次我蹲在教学楼的墙脚，听他讲打群架时刀的用法：不能捅，不能砍，会住院，会死人，要一片一片划，杀伤面积大，架势很屌，却只伤皮肉。正说到酣处，操场上滚来一个足球，是初三那帮人踢过来的，叫我们两个初一的捡。强强甩开中分，夹克里掏出三叶甩刀，慢慢捧起那球，一刀一刀戳，戳成一团烂皮，再塞进半块砖头，才笑着扔了回去。那帮初三的怒又不是，走又不是，在操场上对着那团球不球砖不砖的东西发呆。

后来强强打群架，并没有施展那套“一片一片划”的刀法，而是把人捅得露出了肠子。他家里在市场卖菜，为他闯的这大祸赔了个底儿掉。从拘留所里出来，他就不念了。我们再碰见，是在南二道街的菜市场，我穿高中校服，他剪了板儿寸，一个往家里买葱，一个帮家里卖葱，相互装着不认识。

很快，班里又转来一个留中分的，姓林，不背军挎，课本里也不藏刀，下课自己捧着个球出去，颠起来没完。据说他家是市里的，而我们当时对“市里”没什么概念，过后才知道，他那套邮购的尤文图斯队服，还有脚背三道杠的阿迪达斯球鞋，加一起比我们两年的班费还多，我们这才开始明白“市里”意味着什么，便一起叫他“小林子”，跟他踢球混了。

操场上一群初中生追着一个皮球疯跑，与其说是踢球，不如说是以小林子为中心进行的人体布朗运动。初三那年我们搬到四楼，雪天，老师压堂，我哼了几声黄家驹，被罚出教室，隔着走廊窗子，看见小林子在练习任意球。学校的球门没有网，白茫茫的雪中立着一个黑铁框子，再加上一人一球，远看就像一幅抽象而孤独的简笔画。

我的脸贴着窗户，默默数着他的任意球，总共三十脚，一半进了，一半没进。雪越下越大，整个操场一片迷茫，可是他脚内侧搓出的弧线，每一道都清晰无比，散发着诱惑。我忍不住跑下楼，直扑操场，和他轮流罚球守门。雪还没停，我俩都被老师给拎回去了。我的棉鞋湿透了，耳朵冻得又热又胀，再从窗子往下看，操场上的鞋印和皮球画出的轨迹隐没在了雪中。

小林子家在县里有亲戚，是一位开饭馆的朝鲜族大叔，小林子住在他家的三节小楼上。大叔很好客，每次我去，都会招待狗肉年糕辣白菜，盘盘碟碟摆满一桌子。那时的小林子不但喜欢看球，还喜欢画画，更喜欢睡觉，尤文图斯的比赛偏又在后半夜，他就用夏普录像机录下来，中午一边吃饭一边看回放，进球要往回倒，越位也往回倒，一场球往往抻上四五天才能看完。

临近中考，小林子问我能不能搬进小楼住个把月，给我一千块钱，算是陪读。我没拒绝，也没答应，装着糊涂混过中考。全县发大榜，我的名次正数，他的倒数。但高一的重点班上，我和他又成了同学。这样的重逢，让我对“市里”二字又有了新的理解。我对没有答应他陪读这件事感到愧疚，他却笑着送了我一张铅笔素描，尤文图斯的当家10 号皮耶罗，还没画完，好像楼盖到一半，脖子以下是一片小小的方格子。

高中有高考压着，球不敢放开了踢，只能课间十分钟匆匆捅两脚，简直就像野合。小林子却大张旗鼓，班里班外拉起一支球队，自掏腰包租中巴去附近县市踢比赛。赛前大家一起看他录的意甲，赛后吃烤肉喝扎啤，据点便是朝鲜大叔的馆子。他问我去不去，我不说去，也不说不去，又装糊涂混到了高三。

因为会画画，小林子踢球总少不了女生围观。既然有女生看球，男生就更有动力跟他混球踢了。他自己垫上一笔钱，订了十来套尤文图斯队服，谁想上场就按原价买一套，大家自然争先恐后。有人凑不够钱，便找人合买一套，上半场你穿，下半场我穿，井然有序。有人说那些尤文图斯是假货，小林子赚了不少，黑心着呢。但没谁相信这一套，大家都叫他“林老板”了。

林老板当然要穿10号，而且10号底下必须印着大写的“LIN”。LIN和LIN的球队一时风头无二。大雨滂沱，LIN打了一脚侧挂，虽然没进，却惹得一个外班的女生尖叫——她在雨中看了整场比赛，衬衫下的胸罩清晰可见。回家发烧，大病一场，她把这理解成了爱情。

县客运站后面新开的旅馆，能洗浴，能住宿，LIN 开了一间房，在电话里告诉她房间号，还说他带了画笔、颜料和画布。她跟家里撒谎，说晚上住学校的宿舍，结果在房间里等她的却是尤文图斯9 号，ZHANG。

高三下学期，LIN要备考术科，林老板的球队便散伙了。第一次从他嘴里听到“鲁美”，我惊诧莫名，没想到鲁迅先生居然和这号人物联系在一起。好在他最后没去沈阳，而是去了北京的一所艺术学院。球队那十来个人，成绩都很烂，大部分家里条件一般，留校重读。小部分家里有钱，当年走了。至于那个外班的女生，数年后在县里开了一家美容瘦身馆，嫁给了当民警的ZHANG。

高中三年，没人知道LIN 家在市里到底是干嘛的，他自己更讳莫如深。倒是那三节小楼，后来被朝鲜大叔一把火烧了，连同老婆孩子。

我在省城读书，大四那年和小林子联系上了。他说要北上来一趟省城，给他的导师跑一个艺术特长班。于是十月的某个深秋，戴黑框眼镜羊绒围巾的小林子站在我的面前，那一身北京艺术学院范儿跟这座省属院校格格不入。在校门口的“大伟火锅”，就着涮羊肉，他问我毕业想干吗。我说读研吧。

“读研？你丫整个儿一奇爱博士！”他笑着甩京片子，“看没看过库布里克？”

“没看过。”

“那就好好看看《巴里·林登》，随便一个镜头就能上框儿挂到美术馆里。”

那天我们踢了一场球，踢完去大学生浴池蒸桑拿，没想到他脱掉衣服身上会多出那么多肉。他在球场上不怎么跑，有球没球都是原地溜达，所谓大保健球王踢法是也。既是他烟酒太甚，也是过去在球场上甩掉的热量，都找回到了身上，一个卡路里也不少。

3

大学里风靡漫画《灌篮高手》，女生每天聚在篮球场上搜寻她们的樱木花道。我们这帮踢球的身高不占优，不招她们待见。久而久之，班里还在踢球的男生，只剩我和老颓了。

老颓本人就像一个球，脸像，腰更像。可到了场上，我才知道他那传球和意识，绝对是踢核心的料子，就是跑不快，而且兜风。他见谁都一团熟络，在学校里踢了四年球，来一茬大一的，走一拨大四的，最后所有人都知道那个喜欢用外脚背撩球的小胖子叫老颓。

院里有院队，队长读大四，看球，打麻将，推四国，宿舍走廊夜夜通宵，一双金鱼眼又鼓又红。他来我们新生寝室招人，一屁股坐我床上，指着膝盖上的疤说，大学四年怎么可以没有一点理想？

“那么啥是理想？”我们惴惴地问。

“踢球啊！给院队踢球就是理想！”

我听了无动于衷，老颓却满脸通红，当下买了院队队服，皇马的黑色客场，一百多块，沾水就掉色，掉成浅灰色就不再掉了。新老队服一起上场，乍看就像两支皇马。

院队每天早晨六点半训练，其实就是大一陪大四的踢小场。大四的总熬夜，体力不好，所以大一的还不能玩儿命踢，必须得让他们赢。让又不能让得太过，太过会被骂一届不如一届。等校里举行比赛，谁主力谁替补和训不训练没有关系，和请没请大四的喝酒很有关系。酒成箱成箱喝，赢球要喝，输球也喝，走廊水房逮哪儿吐哪儿。

球，老颓场场首发，酒，更是顿顿不落，“反恐”“星际”也都跟大四的学会了，在队里混得如日中天，结果一路挂科挂到大四，把自己也挂成了队长，推开新生寝室的门，拍着圆滚滚的肚子说，大学四年怎么可以没有一点理想。

2001年中国队踢世界杯外围赛，老颓场场不落。踢西亚的客场多在半夜，宿舍十点就熄灯了，老颓和几个大四的便把电视电源接到水房的灯上。几个大一的刚被忽悠进院队，买了啤酒鸡爪卤水花生过来伺候。老颓还拆了条红河烟，烟雾缭绕间一时其乐融融。水房电压不稳，屏幕跟着灯一起闪，遇到关键球还断电了。电断了要骂，球断了更骂。

记不得是哪场，中国队被断了个七佛出世，水房便骂得如涅槃重生，连带着摔酒瓶子。第二天要考六级英语，我们寝老三爬起来，问水房能不能小点声，影响他睡觉。

“影响你睡觉？”大四的横了他一眼，“没他妈看见中国队落后呢么？”

六级兹事体大，老三也是狠人，一剪子掐掉了电线。大四的也有酒了，抄起酒瓶就抡，幸亏老颓中间挡着，不然当晚肯定有人住院。

沈阳五里河，中国队提前出线，学校餐厅爆满，满地的啤酒沫子，进了世界杯举校皆欢。老颓又喝多了，居然哭了出来，看得我不知所措。到了2002年的韩日赛场，国足三场小组赛，餐厅又挤满了人。结果呢？国足为同组另外三支球队奉献了九个积分，九粒入球，草草收场。当年爆满的沈阳五里河，据说后来被拆掉了，原因不详。至于老颓，好歹也毕了业，挂的那些科，连他自己也算不清到底花了多少钱才搞定。

2014 年我回国，在省城和老颓联系上了。我们重游校园，发现当年尘土飞扬的操场换成了塑胶假草，只是铁门上挂了铁锁，不让学生进去踢球。老颓有了妻室，隔着铁门，望着绿得很真的假草，问我还在踢么。我点头，问你呢。

“都脂肪肝儿了，”他摇头笑，“早就挂靴了。”

喝了一顿酒，互加了微信，就此再无联系。

4

在厦大读了两年研，上弦场踢了一两百场野球，塑胶草坪铺满了比咖啡豆还细碎的黑胶粒。闷热黏糊的海风，黄昏的太阳像掉在了海里，被越泡越大，海面挂上一层光晕，与球场只隔一条环岛公路，仿佛一个大脚就能把球开进海里。

来上弦场踢的多是厦门本地的中年“阿伯（bèi，闽语）”，个个光着膀子，在夕阳的余晖下泛起古罗马的古铜色。上弦场通常下午五点开始上人，六七点是黄金档，整个大场分成若干小场，四五十口人在上面混踢。八点多日头落尽，人才慢慢退了。我踢完一般会去逛南普陀寺附近的小胡同，有龙岩花生，有大白鲨啤酒，有闽南风味的麻辣烫，不麻不辣不烫，加了很多油而已。小胡同里铺着一块块石板，石板间的缝隙填满了菜叶和污水。我的球鞋里还灌进不少胶粒，倒出来黑黑麻麻的，仿佛是从球场跟回来的一群小蚂蚁。

上弦场的边上总是坐着一个女人，无论天气多热，都长袖长裤戴着竹笠。她的脸一团黑，不知是竹笠的阴影，还是被晒出来的，根本看不清她的模样。她用扁担挑了两大竹筐的矿泉水，盘腿坐在地上。有时球滚过来了，她立刻站起来，一只手摆着臂，一只手捂着竹笠跑去捡，腿的频率很快，姿势就像个孩子。

有一次我没停住球，顺着海风滚到场外，她又以那孩童式的姿势去追。我赶紧跑过去，说大姐我捡吧。

“阿弟呀，要不要买水？”她停住了，笑着看我，闽南口音很重，黝黑的脸上满是皱纹，眼里的期盼让我觉得羞愧。

我掏出十块钱，发现她那两个竹筐装满了全中国所有品牌的矿泉水。她的水卖五块五一瓶，说不好找零钱，不如十块钱卖我两瓶吧。我就付钱拿了一瓶王力宏，一瓶孙燕姿，打开喝一口，像馊了的温水。下次她再帮着捡球，还会问阿弟要不要买水，眼里依旧是期盼，我却不为所动了。后来干脆球也不捡，看着她手捂竹笠，追逐隐没在棕榈树间的皮球。

后来上弦场又多出一个法国老头儿，细高的个子，乱蓬蓬的白发，穿10号齐达内的法国队球衫，胳膊腿晒得漆黑。每次他来到球场，先摆上一圈橙色的橡胶锥，给他的队员们占好场地。那些队员都是本地的聋哑少年，统一穿着黄色的训练背心，由他用哑语指挥，用长腿示范，默默跑圈，默默传球，小圈练抢断，大圈演绎攻防。

刚开始我们这帮踢野球的很不屑，在一旁指指点点。后来看那些少年球员踢对抗练习赛，虽然一个个因沉默而显得文质彬彬，但球感位置感都甩我们好几条街，而且没有拖泥带水的多余动作，我们才服了，私下里叫那法国老头儿齐达内。

训练完毕，齐达内收起橡胶锥，在一旁看我们踢了会儿野球，用英语问能不能加他一个。我们说来呗，都使出了十二分的精神。结果呢？我踢了这么多年球，没见过动作比这位头发花白的齐达内更慢的，没见过拿球比他更稳的，也没见过传球比他更舒服更优雅的。散场后我们问齐达内技术是怎么练的。

“足球可不是技术，”齐达内拢了拢炸向两边、如同孔雀开屏的白发，“足球是一门关于时间与空间的艺术。”

5

读完研去的美国，刚开始时没车，也就无球可踢，因为球场无论室内室外，都在十英里开外。幸好认识了一伙美国人，带头大哥叫吉姆，其实比我年轻好几岁，却非往老里拾掇，所以显得胡子拉碴儿，满脑袋白头发。吉姆开一辆同样老气横秋的雪佛兰，外面刮蹭得不成模样，里头塞满了球鞋球袜狗粮狗毛。每次约完球过来接我，都车速奇快，就差没超前面的警车了。我坐在一股狗腥味儿中问他不用上班么。

“上班？”他变戏法似的在车里摸出一个汉堡包，“上个屌班儿！”

他的汉堡其实藏在驾驶座底下，永远是最便宜也最垃圾的麦当劳芝士堡，吃完抹嘴就上场开踢。以一般美国人的野球水准来说，吉姆的脚法算很棒了，尤其是正脚背射门，大毛腿一抡，球像炮弹一般射了出去。

在一起混熟了，我才知道他给本地中学的女子球队当教练，按小时收费，不够养活他和他的雪佛兰还有三条狗，所以还去麦当劳打零工，驾驶座底下的芝士堡就是这么来的。

吉姆没有固定住所，只有一辆载满狗腥味儿的雪佛兰，照我们中国人的标准，他介于无家可归者与社会闲散人员之间，按说很落魄，但每次踢球他都有本事带过来一个女孩，而且样式五花八门，有扎耳钉穿鼻环的，有腿上刺骷髅头的，还有在大学当助教的，郑重其事跟大伙介绍，这是南希，这是妮可，这是苏米。

“难不成都是你女朋友？”我忍不住问。

他大笑：“随便搞搞而已。”

渐渐地，他带来的女孩固定下来了。她叫珍妮，一个白人姑娘，上身扁平，大腿粗壮，射起门来腿上的肉都发颤。我被她放横铲过，没法回敬，只能祈祷自己跟她分到一伙儿。不过负责分伙儿的人是吉姆，他总把自己和珍妮分在一起，专门在珍妮身后喂球，要是珍妮被断了就抢回来再喂，直到她抡起大粗腿一脚打飞为止。

珍妮凶得很，明明自己浪射，却非让吉姆捡球，还骂他传得不好，天杀的、狗娘养的，什么难听骂什么。我们要是劝她，也会被骂个狗血喷头。吉姆却甘之若饴，一边挨骂一边喂球，踢完请大伙儿去喝一杯，当然还是奔着珍妮去的。

珍妮是急诊室的护士，经常值夜班，应对的全是重病急病车祸，抬进来未必能走出去。这份工作压力大，作息又不规律，是故脾气暴戾，不过薪水极高，不知道算不算吉姆钟情于她的一个理由。

2010—2011年欧冠决赛，巴萨对曼联，珍妮请我们去她家看球，房子和泳池都不小，足够住下十个吉姆。吉姆穿着曼联球衫，在后院里支上烤架，燃起炭火，扒拉着烤肠，自己那三条狗满院子乱窜，俨然一副男主人的模样。珍妮略施粉黛，穿了巴萨的球衫，粗腿下十个脚趾涂得猩红。

尽管巴萨三比一拿下曼联，珍妮还是当众骂了吉姆，嫌他的意大利烤肠糊巴了。吉姆依旧不恼，脱掉曼联球衫，单膝赤膊跪地，献上婚戒，我们一起打口哨，珍妮杯里的葡萄酒洒了一地，狗们迅速围上来，摇着尾巴乱舔。

液晶屏幕里的梅西无人可挡，屏幕外的美国人用英语闲聊。我呷着啤酒，蓦然想起多年前在省城的某个寒夜，雪花飘扬，十点寝室熄灯，中央五台九点五十分开始转播意甲，老颓把电视搬进水房。雾气弥漫的梅阿查球场，罗纳尔多痛苦地倒下了，全世界都安静下来，外星人膝盖软骨的断裂声无比清晰。1998年世界杯的夏天，我和父亲坐在同一张沙发上，中间隔着遥控器。父亲睡着了，我摁了消音键，电视屏幕闪烁跳跃，齐达内顶进的第二个球无比真切。夏普录像机敦实厚重，尤文图斯在录像回放中踢得酣畅淋漓，场上的10号从皮耶罗变回巴乔。LIN的画纸上，黑白箭条衫化为两匹斑马，彼此交叠着脖子，默默站在草原上。

2011年女足世界杯决赛，美国对阵日本，吉姆和珍妮乐颠颠飞到德国去看球，顺便度个蜜月。可惜美国输了，俩人大吵一架，珍妮提前飞回来，跟我们出来踢球，嘴上还骂着“那个狗娘养的混球”。

2013-2014年欧冠决赛，两口子没再请我们看球，既是因为他们都讨厌皇马，也是因为珍妮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就此挂靴，天天在网上晒娃。吉姆把脸刮得铮亮，雪佛兰也换成了适合一家四口出行的休旅车。他不打零工了，也不再吃驾驶座底下的芝士堡，身体迅猛发福，乐呵呵地当他的中学女足教练。也许再过几年，就能带自己的女儿踢了。

6

一起踢球的美国人多是外地来的学生，一到感恩圣诞，都回家过节。吉姆球瘾太大，停不下来，便拽来两个墨西哥人充数。墨西哥人一老一少，状如父子，都是黝黑的脸，长而卷的头发，五短三粗的马拉多纳身材。俩人又都是非法移民，只是老的出来一黑好多年，黑出绿卡，黑出国籍，黑出一栋小房子，总之是在美国黑出头了，却坚持用自己的西班牙名“Agua”，意译是“水”，我却更喜欢音译“阿瓜”。少的那个刚黑出来，英语单词蹦不出几个，却取了英文名“Tony”，托尼小子，跟吉姆在同一家麦当劳打工，因为爱开下流玩笑，所以有了外号“肮脏的托尼”。

因为年轻，托尼的长发乌黑铮亮，好似抹了一层油，毛茸茸的小腿又粗又圆，像各塞进一个足球。阿瓜叔的长发就灰白且干燥，踢球时必须扎起来，否则根根奓立。大概是年岁的缘故，他的腿很光滑，因为毛都掉光了。托尼喜欢自己带球狂奔，野蛮、生猛，冲起来像头小牛犊，周围的草皮都会因为他震动。阿瓜叔在场上绝大部分时间都慢慢悠悠的，像在闲逛，只是临门一脚突然提速，球射得既刁且贼，尤其擅长穿裆捅射，经常搞得身高腿长脚下活儿糙的白人火大。

这小镇上刚黑过来的墨西哥人，都把阿瓜叔的小房子当成窝点，这其中就有托尼，所以他和阿瓜叔总是同出同入，可俩人却互相看不上：阿瓜叔笑他闷头瞎带傻小子一个，托尼则抱怨阿瓜叔房租太黑，还天天逼他下厨做饭。然而骂归骂，俩人在球场上一个生猛无比，一个老奸巨猾，倒也相得益彰。到了场下，外人看来也是如父如子。

“他真是我儿子，”阿瓜叔对我眨眨眼，拢起花白的长发，“不信你翻他护照，跟我一个姓。”

“去你妈的！”托尼啐了一口，继续带球往前冲。

“他就是缺个女人啊！”阿瓜叔摇头叹道。

除了穿裆，阿瓜叔还喜欢绊人，脚往上一勾，一米九的白人大汉便轰然倒地。他却一脸无辜，还弯腰去扶人家。白人怒挥老拳，冲过来挡在阿瓜叔身前的，还是托尼，他护照本上的儿子。下次白人约球，阿瓜叔依旧来了，脸上挂着淤青，悄悄对我说：“妈的一群美国猪。”

圣诞节走了不少白人，吉姆叫墨西哥人来充数踢室内，阿瓜叔却端起架子，迟迟不过来。

“再等会儿狗娘养的墨西哥人。”吉姆很恼火，汉堡吃得又急，放了一串响屁。

室内用的足球比室外要小一圈，分量轻，皮子又薄，踢起来感觉近似于排球。阿瓜叔偷偷教了我一招：用脚背和脚尖连抽带捅，射出的弧线很诡异，像一道走火入魔的流星。冬天时室内足球很流行，租用场地的人多，我们只能抢到午夜场的时段，不算门将五对五，攻防节奏和篮球差不多。平底球鞋在快速跑动中与地板摩擦出特有的胶皮味道，再混上每个人的呼吸和汗味儿，令人莫名兴奋。刚上场肺部还没跑开，有一些喘不过气，等浑身都踢开了，便急剧释放多巴胺，热量、快感，以气体的形式，澎湃于千万个肺泡之间。那真是大快朵颐的两个小时，想把后半夜也一口气踢完。

“再等一会儿吧。”

吉姆一边苦等，一边颠球。但我们心里都明白，等待墨西哥人的这几分钟，是最兴奋也是最漫长的几分钟。

托尼后来从墨西哥“搬运”来一个女孩，叫玛丽亚。俩人都是矮矮墩墩的身材、黝黑的脸庞，乍一看不像夫妻，倒像兄妹。除了给他当老婆，玛丽亚还是托尼的球迷，大半夜的微笑着站在场边，一站就是俩小时。托尼也剪了长发，蓄起山羊胡，笑着跟我们说她刚过来，不会英语，找不着活儿干，除了睡觉就是看我踢球。

有了玛丽亚，托尼下脚就温顺了，阿瓜叔却越发生猛，不但破天荒地无球跑动，肚子上还缠着减肥专用的收腹带，踢完摘下来，勒出了一圈紫红色，远看像套着个救生圈。

托尼拽玛丽亚的手，阿瓜叔就喊别碰我女儿，自己却把球往外挑，逗那玛丽亚去弯腰捡，只为了瞥一眼乳沟。托尼也不恼，捻着山羊胡，轻蔑一笑。托尼有时对玛丽亚很凶，阿瓜叔用英语说你再装就没人陪你“嘿咻”了，一边说一边还上手比画。托尼忍不住笑了，玛丽亚听不懂，安安静静站在那里，眼神放空。

一老二少就这样过着小日子。来年再踢室内，玛丽亚大着肚子站在场边，吉姆说这样不行，被球砸着危险。阿瓜叔却说没事儿，肚子大了他们晚上就会安静些，他能睡个好觉。

托尼除了在餐馆打工，还帮人搬家、割草、换房盖、锯大树，无所不包。“孩子生下来之前，”他说，“我欠玛丽亚一个婚礼。”

后来，还真被他挣出一个婚礼，郑重其事请一起踢球的这帮人参加。我们嘴上说恭喜，却谁也没去。等新郎再来踢球，我们都跟他抱歉说有事儿，新郎笑说没关系。

二十出头的托尼，从新郎升级成父亲，英语也越说越溜了。开始带娃的玛丽亚不再来看球，托尼也挂靴了。他拿到绿卡，买了辆车开出租，拾掇得很干净。玛丽亚又生下老二， 四口人搬了出去，阿瓜叔的小房子顿时空下来了。阿瓜叔说无所谓，反正俩孩子吵得他睡不着。他的白头发掉得差不多了，跟我们一起踢球的新人还以为他是个秃子。

阿瓜叔给我看他跟“马拉多纳”的合影，我惊诧莫名。他很得意，说那不是正版老马，是墨西哥的盗版模仿者。阿瓜叔对C罗和梅西都很不屑，说他们缺乏性格，而老马那个时代的球星，拉上台就是能唱摇滚的。当然了，如果回到老马那个时代，阿瓜叔的头发也会像托尼那样油光黑亮。

阿瓜叔再没找新的房客，也不绑收腹带了。夏天踢球，依旧光着膀子，身上的肉又老又颤。有一次他被人在场上放倒了。一向以绊人为乐的他，在场上滚了两圈，疼得用拳头猛捶草皮。新入伙的美国人不认识他，掐腰站着，看着他被抬上救护车。“墨西哥人脚踝骨废了，”后来吉姆嘟哝了一句，“粉碎性骨折。”

所以在美国人的嘴里，早已入美国籍的阿瓜叔，也还是一个墨西哥人。

7

后来我换了工作，离开小镇，搬到另一个州。一人一车，大雨中连开五百英里的高速，副驾驶上摞着球衫和短裤，底下是许多双球鞋，既是有瘾，也是人生过半，踢一场少一场，少一场就要更珍重一场。

到了新地方，家没搬利索呢，就已经用微信扫到了一个中国人的球群。群名叫“足疗院”，群主爱穿皇马7号，脚法一般，但颇有自知之明，所以总是待在后场，偶尔前插上去一脚打飞，嘿嘿一笑就撤回去了。

这位“足疗院”带头大哥在场上虽然没有魔力，但到了场外，在我见过的所有中国人拉的球群里，却是最认真负责的一位群主。比如说他做了一份在线表格，列出每次来踢球的人员名单，按人头收钱支付租场地的费用。不用说，这种事费力不讨好，好在大家基本上很配合，都提前把钱转给他。有两个一时忘了的，他就在群里提醒。可到底还是有个访问学者，欠着二十多美金回国了，连群都退了。这一点亏空，大家提出集体补偿，群主笑笑说算了，不够麻烦的，最后他自己掏的腰包。

八月踢球最热，群主每次都会抱一个西瓜过来，踢完切开，沙瓤，无籽，可是有股葱蒜味儿，来自于切瓜用的菜刀。“从家走得急，换一把刀就好了。”群主涨红着脸解释，切下两片瓜皮飞快地擦着刀身。

他还买了自带内存的摄像头，开踢之前在场边架好，回头把视频传到网上。刚遇到他这种操作我有点不屑：我们踢的是要脚法没脚法、要硬度没硬度的养生足球，拍下来到底给谁看？可是很快我又要搬去东海岸。临走前踢最后一场，群主自己剪了个一分多钟的视频，是我的射门集锦，用的就是平时用摄像头拍下的素材。除了有一丝愧意，心头更是一暖。

我大抵是个独来独往的人，却不可救药地爱上足球这项集体运动，何其讽刺。据说男性过了三十岁，体内的雄性荷尔蒙会逐年递减，这足以解释我在球场上的爆发力和耐力的不断下滑。更何况还有膝盖：长年累月的急转急停、扭转变向、突然发力，都在残酷地损耗着半月板。现在我坚持服用骨关节保健片，上场前绑膝盖绑带，球袜里塞护腿板，两条腿弄得跟变形金刚似的，整套拾掇完得十来分钟。

也不看新的比赛了，没时间，对现在的球星也没感觉。不是他们踢得不好，而是纯粹没有感觉。偶尔看看过去喜欢的球星，看他们的进球，看他们的告别赛，看他们的眼泪——毫无例外，没有谁是笑着离开绿茵场的。

“这该死的时间！”

奥林匹克球场的告别式上，托蒂发出含泪的诅咒。而我第一次在电视上看罗马王子踢意甲，还是2001年的初夏，宿舍楼水房的窗子都开着，夜风漫过，凉快、通透，夹在老颓胖手指间的烟头忽明忽暗。

波士顿的盛夏潮湿闷热。下午在公司餐厅接了一杯冰咖啡，电视上正转播法国女足世界杯，中国对阵西班牙，美国的评球员报着中国球员的名字，吃力而又突兀，在我听来别有一番滋味。二十年前美国女足世界杯决赛，两个国家第一次在我的生活中通过足球对接起来。电视里的姑娘们看起来很焦灼，因为她们谁都不知道九十分钟后的功败垂成。沙发上的我也很焦灼，因为彼时我刚结束高考，不知道接下来这四年的球，自己会去什么地方与哪些人一起踢完。

人到四十，感觉就像九十分钟的球赛踢完了上半场，疲惫中带着一些茫然。没有中场休息，没有战术调整，没有轮换，没有替补，只能硬着头皮把它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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