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美国数学界迎来了它的年度盛会——美国数学协会（AMS）组织的数学联合会议（Joint Mathematics Meeting），3,000名数学家和数学系学生齐聚一堂，讨论该领域的新进展，并争抢就业机会。美国国家安全局（NSA）被认为是美国数学家的最大雇主，因此它总是在该活动上部署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招募新人。今年对NSA而言就更加便利了——此项为期四天的活动就在巴尔的摩会议中心举行，距位于米德堡（Fort Meade）的NSA总部只有22分钟车程。托马斯·黑尔斯（Thomas Hales）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的教授，自谓“一名对时局倍感苦恼的数学家”，想到这个领域最聪明的头脑要去为这家机构工作，他就格外沮丧。就在整整一年前，斯诺登开始揭发NSA的大规模监控和牺牲加密标准的行为，作为响应，海尔斯向总部位于旧金山的公民自由组织电子前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下简称EFF）捐赠了一笔钱，赞助该组织派代表前往巴尔的摩，劝说老少数学家不要参与该机构的数据挖掘和加密破解。
“协助国家进行军事建设的数学家古已有之，阿基米德就曾帮助抵御罗马的围困并设计了投石车。数学家刘易斯·弗莱·理查德森（Lewis Fry Richardson）发现毒气研究人员在参考他的研究结果之后，不惜毁掉尚未出版的著作。曼哈顿计划中核武器的开发也有数学家的参与。”黑尔斯说，“很多数学家供职于NSA或与之相关的组织。他们参与到了面部识别技术的开发和大规模监控活动的大数据方面。如果隐私从地球上消失，那么数学家将在罪魁祸首之列。”
EFF向该会议派出了一名新雇佣的科技专业员工朱艳（Yan Zhu，音译），她染着一头红发，在人群中格外显眼。她设了一个小桌——夹在一家数学教育软件公司和数学夏令营（Mathcamp）之间，而NSA则有一个“宏大”的展位，有多人运作，并准备了“大量宣传品”，其中包括印有NSA标志的洗衣袋。她说这场竞争非常艰难。“学生们的主要目的还是在毕业后找份工作，而无心社会活动。每次我走过NSA展位，那里都围着人。我不时会看一眼NSA暑期实习项目的现场面试登记表，总是填得满满当当的。”朱说。我猜这些面试的开头可能都类似于电影《心灵捕手》 （Good Will Hunting）中的这个场景，只是结尾不同：
NSA在此活动上大受欢迎，而公民自由却相对受到冷落，对此，朱感到沮丧。“NSA正在对民众实施非法的大规模监控。”朱表示，她坦言自己也拿了一个NSA的洗衣袋。“我知道搞纯数学的人其他职业选择并不多，但对于那些有兴趣跟我谈话的人，我鼓励他们学写代码或编程，并告诉他们EFF就聘请了很多的数学家。我们并没有为EFF招聘人员，而只是想告诉他们，有些人非常反对NSA。”
黑尔斯说，“每天走过NSA的展位，看到那么多数学家围在那里”，他就感到非常压抑，但他远远不是唯一与NSA形同陌路的数学家。《新科学人》（New Scientist）和《Slate》杂志已经发布了一系列由数学家撰写的观点文章，敦促他们的数学家同行站出来，揭露该机构如何将他们的研究用于违宪行为。数学家查尔斯·塞费（Charles Seife）二十年前曾在NSA短暂供职，现在是一名新闻学教授。他在《Slate》上写道，“该机构一遍又一遍地宣称，我们正在建造的武器——虽然是信息形式的，但仍逃不出武器的定义——永远都不会对准我们的民众，只会用来对付敌人。现在，该机构食言既然已成现实，我们该怎么做？我觉得有必要站出来告诉大家，我感到十分惶恐。如果这家机构的本来目的就是这样做，那么对于我曾经给它贡献的小小的力量，我感到非常遗憾。”
美国数学学会这个数学家会员组织已经在其简报中讨论解决行业内的这种焦虑。去年，它刊发了芝加哥大学教授亚历山大·“萨沙”·贝林松（Alexander “Sasha”Beilinson）的一封信，信中要求该协会切断与NSA的联系，并停止接受该机构对其数学研究的资助。“NSA破坏了全球的互联网安全与通讯隐私”，贝林松写道，“如果说还能亡羊补牢的话，那么头一件事也许就是使NSA及同类组织为社会所不接受——就像在我幼年时，为克格勃（KGB）工作是前苏联社会中很多人所不能接受的事情一样。如果一个组织的活动如此有害于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那么与之牵连的机构都是腐坏堕落的。为保持自身的正直性，AMS应回避与NSA的任何联系。”
本文来源：福布斯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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